罗伊安德森下的大棋，你看懂了吗？

罗伊安德森这部获得2014年金狮奖的作品，已经被议论了太多太多次。我们讲述了太多次他的中景固定镜头，太多次疏离冷漠的风格，太多次荒诞古板的表演方式。然而，让我们去除掉这些对电影美学风格上的赞美，而回到电影最为根本的内在含义。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看懂了这部电影了么？罗伊安德森的这部《寒枝雀静》是跟观众玩了一个复杂的拼图游戏。这个拼图游戏不仅仅是打乱时间线索的先后顺序，而且打乱了人物线索的连续性。一个突然出现的人物场景，往往是观众之前并没有注意到的早先场景中的一个小小的背景人物。因此，如果试图梳理导演在这部电影中传达的深刻意图，我们需要抛弃他在美学风格上的各种尝试，将被打散的故事重组结构为一个四场景的情节拼图，并链接其中重要的三个线索“1943”，“查理十二世(ViktorGyllenberg饰)”和“智人”。场景1:酒馆。第一次出现酒馆场景是玩具推销员为核心，后来瘸腿的推销员（简称瘸腿推销员）本来去理发，结果碰到一个刚刚从船长专业的理发师，因此理发作罢。这个理发师恰恰是“与死神三次相约”中最后一约里面的船长。在酒馆中，瘸腿推销员与忧郁推销员（一开始出场便是一个爱哭鬼的形象）汇合。第二次酒馆场景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个坐在角落喝酒的男人，接着年代变换到1943年，那个年迈的老人变回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相貌坐在屏幕中间，背后则是水手与军人在欢唱。第三次酒馆场景是一个被雨淋成落汤鸡的军人在讲述自己的倒霉遭遇，两个推销员也坐在旁边。这个倒霉军人恰恰是电影一开始那个观看生物标本的男人，他也曾两次徘徊在餐厅之外，赴约失败。最后一次酒吧场景中酒吧已经开始打烊，店员在收拾桌椅，坐在角落那个男人（也出现在第二次酒吧场景）在忏悔自己的贪婪。这个男人之前一个小段落里面（时空顺序被颠倒），一手在打电话，一手拿着手枪。场景2:咖啡馆。这个场景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查理十二世带领军队出征大北方战争对战沙皇，同性倾向的国王驱赶所有女性离开咖啡馆，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而第二次场景，则是查理十二世大败而归，并割让了半个国家给俄国。咖啡馆老板质问波尔塔瓦会战的失败，却只有女人在悲切的哭泣。大北方战役世瑞典彻底走向衰败的关键战争，由此瑞典被挤出欧洲列强。场景3:旅店。两个玩具推销员的遭遇的时间顺序是被打乱的，在住进旅店之前，他们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推销，被推销男店长则是“与死神的三次相约”中第一约心脏病促发的男人。之后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讨账，而被讨账的女店长十分惧怕他的丈夫，但之后一个小段落中，丈夫在窗口抽烟，女店长则依偎过来。讨账之后，他们迷路进了咖啡馆，遭遇了查理十二世。之后他们回到酒馆，碰到正在吐槽的倒霉军人。最后他们才回到旅店，但旅店中却是全片隐喻最深的部分。忧郁推销员先是听歌谣，显得越发忧郁，之后做了个梦（和“智人”段落相关），梦醒后更加忧郁。瘸腿推销员向忧郁推销员发怒，但随后又道歉。旅店管理员阻止他们在走廊喧哗，并熄灯。第二天早晨，两个推销员在铁路旁分道扬镳。场景4:餐厅外。这个场景也仅仅出现短短两次。第一次，倒霉军人试图赴约，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收到约会取消的通知。餐厅内，稍远一桌是“与死神的三次相约”中第二约的儿子和女儿，稍近一桌是电影之前出现的一个胖胖的舞蹈老师和她骚扰的男学生。男学生愤然离座，女老师拂面哭泣。之后女老师又出现便已经嫁给了一个面包师，并生下一个小孩子。第二次餐厅场景，倒霉军人再次回到那里，但餐厅里面的人已经和本片人物无关，倒霉军人怅然离去。“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好”。这句对白反复出现在本片当中。第一次出现是舞蹈老师骚扰男学生，男学生离开教室，教室外一个女清洁工在打电话，说的就只有这句台词。第二次出现是腿瘸推销员在理发店，那个曾经的船长，现在的理发师接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第三次，女清洁工在家打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第四次，在酒馆忏悔的男人，在自己的家里一手拿枪，一手打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第五次，那个拿猴子做实验的女人在打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智人”理论。“智人”是深埋在这部电影中的导演意图。所谓“智人”就是我们对于猴子的优越感，这是一个建立在物种上的优越感。“智人”的表象段落仅仅为那个以猴子为实验对象的片段，而它的核心段落是随之而来的忧郁的推销员的那个梦境。梦里的推销员给一些身处上流社会的老人倒酒，而他们在欣赏来自火炉的音乐。一群讲英语的军人讲一群黑人赶进火炉，只为了聆听火炉上的喇叭传出的音乐，这是一个及其残酷并灭绝人性的行为。讲英语的军人与黑人之间关系可以很容易联想到美国与黑奴之间的联系。对于白人而言，他们自身便是“智人”，而黑人是低等的物种。然而罗伊安德森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那些身处上流社会的一群老人之中，核心地位的老人站在中间，便是影片前面第二次酒馆段落中出现的年迈的老人。随着时间被放回到1943年，整个欧洲处于二战时期。联系二战背景与身为高等“智人”的老人，老人的纳粹身份便可以轻而易举的被辨认。在1943年的酒馆中，年轻时的老人坐在荧幕中间，后面则是欢笑的军人，那么这些军人则象征着德国的胜利。而频频向军人献媚的酒馆女招待，则象征了二战期间作为“中立国”的瑞典对德国的谄媚态度。罗伊安德森将瑞典对于二战的态度看作是民族的失败，这种失败也表现在酒馆忏悔的男人象征的贪婪的瑞典政府官僚，以及倒霉军人象征的无力的瑞典军队。本片试图阐述，从1704年大北方战争的失败开始，瑞典便走向衰败，一直到的二战，瑞典都处于一种软弱的消沉的民族状态。消沉的推销员在听着歌谣的时候，说不想死后在天上看到爸妈，是战后一代对父辈的抵触与否认。而以推销员为代表的战后一代，则为了经济与生活而困顿，整日奔波却造成了人际上的冷漠和生活上的墨守成规。然而罗伊安德森并没有放弃希望，影片中有三个段落充满温馨，躺在沙滩上的青年男女，阳台上吹着泡泡的两个女孩，还有一个躺在襁褓里的婴儿，瑞典的崛起将要依靠这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