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的恐惧和膨胀的权力

（文/杨时旸）中国观众看到这部《女教师》的时候，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受，一点亲切和熟稔的回忆，搅拌着挥之不去、难以名状的悲凉。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在观看这部电影，而是在凝视某个自己都曾历过的片段。我们观看他们，我们想起自己。《女教师》有着独特的风格，怪异又幽默，而轻巧又松弛的表达背后都是不堪言说的沉重主题。有关无处逃脱的压抑，弥散性的恶，当全部私人生活都被权力掌握之后，权力的傲慢和个人层面的弱小与无助。这一切全都被浓缩在一间教室，几个家庭，一场投票之中。它见微知著，让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是1983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教师达玛丽来到这所小学任教，点名的时候，要求同学们报告自己父母的职业。这个绝妙又轻盈的开场，只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才会瞬间洞悉这个行为背后的目的。这是毫不掩饰的“索贿”的前戏，一种见怪不怪，稀松平常的微小腐败。老师达玛丽的表情和举止都被演绎得极其精确，表演性的一身正气，面容糅杂着严肃和亲切，仿佛她让孩子们所做的这一切都理所应当。很快，家长们都按照特长和分工为己所用，有人为自己跑腿，有人帮助修理电器，有人为自己多买一点棒骨，她假模假式地请求，装腔作势地感谢，然后，默默地记下那些拒绝为自己服务的父母的名字，最后，把一切清算到他们的孩子头上。让那些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全方位羞辱他们的自尊，以一种决绝的语气宣判他们晦暗的未来。显然，《女教师》并不只是想去单独呈现某个个体素养的低下，它不动声色地描摹出了激发和加剧人性之恶分泌的大环境。整体上的匮乏以及生存境遇的逼仄，让权力变得嚣张，这个小小的学校环境已经足以象征出更广阔的一切，人们无法撼动的时候，只能选择匍匐。这故事有趣的一点在于，老师让家长去做的一切都是“小事”，你用力反抗觉得不值，不去反抗又心有不甘的那一种，相较于具体的“事情”，更让人难受的其实是对于尊严的剥夺。她看似示弱，实则颐指气使。一边，家长们教育孩子要诚实，公平，守信——那是一种普遍人性中达成共识的，人类道德本能中的准则，但是，与此相对，在这个小小的现实环境中，一切都背离了那些宣教，行贿者，服从者获取利益；清白的，反抗者被贬损人格。在懵懂的、纯粹的的孩子眼前，这分裂的景象，让尊严尚存的家长们心怀愧疚。那些成年人混迹于污浊，姑且认命也就罢了，但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仍然无法逃脱于这样的宿命染缸，那无意于目睹一场精神意义上的绞杀。从一开场，《女教师》就一次次转场于家长们的那场投票罢免老师的聚会和日常的课堂之间。家长会的戏，其实是故事的高潮，但由于它被一次次剪裁，切断，回溯和衔接，高潮也被有意识地延后和迟滞。成年人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成为了一次精神意义上的影像重叠，那些孩子，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走下去，终将成为这群父母的样子，有的人西装革履，但道德沦丧，贪婪无耻，他们认可那一套潜规则，服从，执行，加固，融入其中；而另一群人，贫穷，固执，懦弱，对于一切不公更加毫无办法。对于要不要罢免老师，家长们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人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而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被剥夺者，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可是，谁又能大声地说，自己从没有参与并且纵容了这个体系呢？人们默默走回来在联署信上签下名字的时候，是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即便所有人曾经都屈从于恐惧，但最终仍然选择了反抗。导演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并不愿意给人们一个畅快的完美结局，他让在此地溃败的老师换了一个地方重新操持起熟悉的一切。当然，体系本身不被改变，具体的依附其上的个人怎么会有所改观。毒素是弥散性的，长久又深入。但是无论恐惧，压抑，威胁和绝望有多么深重，人心中对于纯良，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从不曾缺席，它或许会被压制，或许无从表达，或许也被稀释，但它永远都不会消失。本文版权归作者frozenmoon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