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观念下的和解有否可能？

仇恨观念下的和解有否可能？电影《昨日之花》（DieBlumenvongestern2016）是以纳粹大屠杀的调查和研究为背景，以仇恨与和解作为主题来统贯全篇的。影片一开始就渲染起的男主的神经质行为几乎让人崩溃，直到女主提及“被动和解”概念时，我们才认识到本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仇恨观念下的和解有否可能？我们常说，“仇恨”是根植人性的，是人的一种社会性本能，是人类加强某种社会联结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性的观念和情感。那么，仇恨观念下，“和解”还有可能吗？我们不妨就本片的具体情节对这一问题稍作探讨。显然，仇恨在人性情感中不占绝对优势，否则，人类早就被自己的仇恨湮没了。人类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人性中还有和解的需要。就本片而言，女主沙茜·林德奥是犹太后裔，男主托蒂拉·布鲁门则出身纳粹家庭，沙茜的祖母死于里加毒气车事件，而炮制这一事件的元凶正是她祖母的同学——托蒂拉的祖父。沙茜在了解自己家族这一背景下，形成了严重的创伤性人格，为此，她试图通过实践马雷夏的“受害者和施暴者理论”来寻求解脱，但收效甚微：她无法同其他德国男人达成“被动和解”，实现真正的“超我”。如同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样，加上被托蒂拉的才华所吸引，她最终来德国找到托蒂拉。马雷夏理论提供了一种和解的方式，即便它不对所有人适用，但只要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那就说明除了“仇恨”，人性中还有“和解”的愿望，无论针对施暴者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制造一种“被动和解”至少是寻求自我，“超越自身牢笼”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对于像沙茜这样的人来说，“犹太裔”、“大屠杀受害者”等标签显然可视为是“牢笼”的一部分。然而，当她与托蒂拉有了孩子，这个孩子有着施暴者和受害者两方的血统时，谁还会在意她曾经的受害者的身份呢？由此，她便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感。男主托蒂拉是个悲情的存在。他本能地瞧不起波兰人，但他似乎又故意地把自己搞得不像一个德国人：暴躁、不守时、乱扔口香糖、告密，以至于成了同事眼中的心理障碍者。即便这样，在鲁宾斯坦太太这个大屠杀幸存者那儿，他得到的仍是仇恨和敌意：对方除了言语傲慢，还有人身攻击；鲁宾斯坦太太希望将痛苦回忆与人分享，但她不愿意和不理解这份痛苦的人交流，即使他对大屠杀作了许多研究，他也不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他的纳粹家庭背景。仇恨一般是基于某种伦理要求而产生的，即使发生在亲人间，只要这种伦理要求仍被奉行，仇恨便会存在，和解就不易进行。托蒂拉虽出身纳粹家庭，但他一直做着“大屠杀”研究，一直在努力弥补，但却越来越糟。原因是：他写了他祖父的纳粹行为，这可能导致他兄长入狱，因此他被家庭成员视为告密者，连他那痴呆了的母亲都不认他这个儿子，而一直念叨着他哥哥的名字。显然，是因为“告密”一般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他才会如此被家人不理解。在亲人间尚且如此，在非亲人间，在不同民族或种族间，一旦产生某种伦理规则支配下的仇恨，要想和解就更困难了。当沙茜得知，托蒂拉不仅“告发”了家人也告发了许多犹太人，因为他有识别犹太人的本能，沙茜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他，即使他们已经达成“被动和解”，即使他解释他当时年龄尚小而无法明辨是非。她可以和施暴者后代和解，但仍无法和一个直接施暴者和解，显然她无法逾越伦理规则的那道坎，因此，在这种仇恨观念下，和解是无法达成的。最后，比较吊诡的是，那位大屠杀幸存者鲁宾斯坦太太信誓旦旦要将痛苦记忆分享给能够理解这份痛苦的人，但梅赛德斯公司轻易用一万欧元便买动了她上台演讲，当年不知为何而遭纳粹仇恨的犹太人，现今可有什么改变？一旦有人认可这一点：“没有什么比将人类遭遇商业化的事更可耻的了”，鲁宾斯坦太太般的犹太人是否又埋下了一颗让人仇恨的种子？（文/石板栽花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ps.感谢FIX昆仑德语字幕组提供本片中文字幕！本文版权归作者石板栽花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