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一让.维果只活了二十九岁，这是特吕弗在他的《我生命中的电影》中除了序言之外的第一篇题目。而这篇影评写自他拍《四百下》之后十一年，他几乎没有谈及《操行零分》对自己成名作的影响，虽然他说让维果的《亚特兰大》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十大电影之一，但是特吕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感到他的谨慎，而且这篇影评除了他的那本自选集之外，从外发表过。人们会去询问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对于失去耐心这件事本身，没有人做的比伪君子更好。人们甚至自以为是的说着通篇大道理，不屑看看现实，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名字是涂抹上去的，而我们则自欺欺人的跟着走进去。我们其实都清楚，没有哪个人是一张白纸，而白痴似的的对白或许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使之继续存在，可是我们必须抱着一个更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真相是什么？至少我还能记得被老师教鞭打手掌时的心情，大人们制定那么多据说是用来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规则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保护大人的世界而已。而一生颠沛流离的让.维果则用这四十几分钟来诠释卑微的反抗，那些因为现实中的苦难而选择了乌托邦似的起义，实质上只是影片中那次互相泼扁豆的午餐一样，荒诞而无力。然后，电影被禁映了。二1933年的欧洲，是没有任何幻想可言的，工业革命污染了环境，利润摧毁了以往的价值观，脏脏的现实在一步步吞噬艺术，不再有普罗旺斯似的爱情，不再有骑士和正义，希特勒在这一年成为德国总理，人们在压抑中打磨最后的时间，继续苟且。歪理统治着世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儿子，他更明白痛苦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基督救世的仪式，于是我们能够在粗粝之间似乎听到神圣的声音，没有理由不被禁映，已经是既得利益的人害怕改变，而庸庸碌碌的人则承受不了改变。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可是这个年轻人始终没有停下，他不是德里克贾曼，他不是为了爱而生存，也许这段旅程的终点只是在摄像机的后面，他还想要继续拍摄画面，继续说话，背负着更多责任的事实注定他不会只是喃喃自语。从拥挤黑暗混乱的火车开始，他要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关于真实的叛逆之路，这群孩子狂野吗？不，真实吗？是的。他们或许不是为了更好的午餐，不是为了该死的操行得分来做这一切。他们是出自本性，他们厌恶这种虚伪和压抑，他们要自由，只要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粉碎的床单，和破碎的枕头里散落的羽毛，孩子们在跟随老师外出的路上不断的离开队伍，欢呼着，没有做作和伪装。维果在其中设置了两个奇怪的角色，一个是由小孩扮演的校长，和一个不一样的老师。说是小孩，不如说是侏儒，这是维果对于官僚的轻蔑，这源于自己，也源于被处死的父亲的思想。而那个老师，那个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最后面对孩子们的进攻第一个竖白旗，为了孩子们的胜利而欢呼的老师。但是，我们不难从《GTO》《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这些电影中看到这种老师的结局，《皮囊》第一季第六集里他们去俄罗斯旅行，Tony在房间里翻看着一本书，上面写着OrangesAreNotTheOnlyFruit，这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写的关于同性之爱的书，记得看过一个书评，说作者改变了世界，至少是自己的世界。三从《尼斯景象》到《塔里斯》再到《操行零分》《亚特兰大》，总共不过200分钟的时间，这已经是他一生的财富，也是他至今被我们怀念和铭记的理由。毛尖在一篇影评中说“三十年代第五年，全世界都在考验影迷的心脏。让．雷诺、克莱尔、让．维果接管着法国的影像；亨利．方达前脚走进《农夫娶妻》摄制组，詹姆斯．史都亚特后脚走出《浮生若梦》摄影棚；克拉克．盖博遇到了卡洛丽．朗芭……”而维果死于1934年，是毛尖在开玩笑吗？或许不是吧，或许她只是想说明他死后，整个法国电影界才真正的认识到他的价值。1959年开始每年嘎纳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奖项用于表彰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技艺超群的青年导演的作品，以让.维果的名字命名。维果自己就曾经在寄宿学校入住，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刻写在胶片上，特吕弗说任何一部处女作都带有实验意义的，那么可以毫不掩饰的说，他比维果幸运的多，因为在这之前，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树立在那里。虽然最后，安托万跑向了大海，而那四个孩子则在屋顶上继续前行，用一句口号式的话来说，迎着胜利的方向。所以这也注定了电影的命运。这个短暂的二十九年，这个在苦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并没有选择一个悲剧或者消极的结局，虽然他的胜利有讽刺的意味，但至少还是给人留下希望。只是除了这些，我们对于他，一无所知……他还没来得及给自己写回忆录就死去了。四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奇怪的巧合，为什么青春总是会在高空中存在，各色各样的影像里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仰视的镜头里，一个个穿行在屋顶墙壁的孩子。他们有各色各样的名字，马小军、汤姆索、帕斯卡尔、维特……其实那是因为大人都要向成长致敬。他们只能仰视你们的存在，即便是怀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