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图用善良掩盖绝望——试从意识形态层面分析《暴龙》

一身街头随意打扮的男主角从一条陋巷的赌马场走出，因与别人争吵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而踢断了自己心爱的狗的肋骨，狗随后死去。这是本片中男主角的出场方式，从这一场景与随后的几个场景可以看出，男主角是一个：混迹街头、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独处的老人。之后，在男主角一次后悔自己发怒的过程中，女主角出场，从她的出场方式可以看到她善良、乐于助人、有坚定的信仰，通过她的帮助，男主角的情绪得到平复，并对于信仰有了新的改观，这在男女主角第二次相遇中可以看出——男主角受到女主角的影响，当晚并没有对带狗欺侮小男孩的邻居动手，这也是影片中他的第一次反常的隐忍，随后在第二天，汉娜向男主角/观众透露：她当晚曾为男主角祈祷（这无疑体现了创作者对信仰力量的认同）。本片所有的故事，即在以男主角以及几个配角为代表的一类“街头人士”，与女主角及其丈夫为代表的“宅邸人士”之中发生。一.街头人士及其暗语：Tyrannosaur片名Tyrannosaur来自于男主角对去世妻子的嘲讽（男主角听到Tyrannosaur便会情绪失控），其妻子终日吃垃圾食品，遂得糖尿病招致截肢与失明最终死去，在现实中的欧美国家，这类疾病一般多发于阶层地位较低的社会成员，可见设想到其妻子生前男主角所处的贫穷而又粗鲁的家庭环境，男主角的朋友也是“街头人士”典型的代表，在酒吧以身为凯尔特人的口号（原始性）为男主角抱不平、言语中夹杂着电视栏目俗语（处于传播框架尾端，受大众传媒控制），还有一个典型的形象即是邻家的小男孩，他的每一句台词都饱含着街头气息的幽默，无论是困境、尴尬还是危险，他都能不慌不忙地揶揄两句，这和男主角对妻子Tyrannosaur的嘲讽一样，只有在街头文化的语境里，直接、随意地侮辱自己妻子才不会显得突兀，这一幽默的侮辱背后需要对粗鲁的认可、对礼规的不服从、底层人天生的幽默感，但最核心的是这背后的人情味，正是这一点让他们和“宅邸人士”泾渭分明。事实上，故事开始于男主角妻子去世五年之后，与此同时男主角最后一个挚友也不久于人世，男主角所处的是一个逝去中的旧世界与尚未准备好面对的新世界的交界处，Tyrannosaur之所以让他情绪波动，即在于这一词语来自于他回忆中的旧世界，在那里他嘲讽妻子、与挚友一起行恶。可到了现时境地，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于是便本能的继续行恶，直到他遇到对信仰充满热情的女主角。二.宅邸人士及信仰之所以将汉娜及其丈夫称为“宅邸人士”，因为他们所有的交流几乎都发生在阴暗的室内，他们生活之处和街头人士不同（男主角可以在草坪上和对门家阳台上的邻居交流），完全无法从外面窥探，也正因如此他们每个人的变态、阴暗才不会暴露，尽管他们的住处“五个房间，两个车库，修剪整齐的草坪”，但彼此之间的生活则保持着礼貌的完全的隐蔽，换言之即宅邸人士没有街头人士那般原始的人情味。和宅邸人士关系最为密切的符号，即影片中女主角与丈夫笃信的信仰，在上文中关于男女主角第二次相见的场景分析中提到，创作者虽然展示了有信仰者的危机，但危机却并不是来自于信仰本身，而是来自于信徒自身的错误，如女主角自己造成将自己困住的幸福家庭谎言、惧怕戳破自己谎言的懦弱导致自己受害、饮酒等等，所以，在女主角向耶稣照片投掷东西时，耶稣并不是遭到信徒反叛的封建符号，而是一个受误解的信仰圣人，这也正是创作者内心所相信的。三.影片中的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从以上的情节与人物描述不难看出，在影片中存在着创作者影响下的双重文本，一个是显性文本：失意的街头男子的老友不久于人世，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着旧生活的逝去，他追寻他人的拯救与依靠，找到了微笑的看似善良的女店员，在来回的交流中男子仿佛找到了有瑕疵但可以容忍的新生活，却得知女主角已经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尽管如此，他仍然选择原谅她，并等待她出狱与自己过上新生活。但在这层文本之下，是创作者自己的意识形态明显存在的痕迹，即本片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隐性文本：女主角在电影开始呈现的宗教的救赎姿态，使迷惘中的男主角萌生了极大的感触，使他意图放弃自己的旧生活，走向获得拯救的新生活，此时的女主角和创作者站在宗教的同一战线（女主角夜晚祈祷→主角便没有打带狗人），但随后影片通过对女主角违背宗教姿态的饮酒、懦弱、谎言、谋杀的行为来展现出女主角并不是信仰的所谓代表，但创作者对信仰的看法并没有随着女主角的变化而变化——女主角成了假信仰者，男主角心里所追寻的信仰的拯救其实并不存在，所以，他对以往的旧生活的摈弃是无妄的，男女主角都未能真正的走出各自的问题，在女主角对男主角发火并要求其离开后，她便已经失去了有信仰者的光环，逐渐展开了自己虚伪生活的真实画面，事实上她和男主一样，是追寻拯救的无信仰者，这一文本体现了创作者对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倾向直接导致了他在创作女主角行为时全然不归结于宗教而只归错于女主角的行为。总的来说，导演本身是站在有信仰角度去阐述故事的，是一个受难者追寻信仰之力的过程，导演并不意在于讨论信仰被挑战的危机，而在于讨论无信仰之人的危机，在这一语境下，导演随意地将两个无信仰之人尚未解决的危机用善良的情节掩盖，这正是有信仰的意识形态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