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时刻刻》看女权主义电影的进步与失落

作为女权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在躁动不安且结构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曾以其鲜明的反抗性和解构主义色彩在电影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女权主义者对好莱坞电影经典结构中隐含的“模式化女性”符征进行了犀利的批评，同时也对电影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主义倾向和性别歧视进行声讨。作为对后结构主义的呼应，从1972年的美国纽约和英国爱丁堡的女性电影节开始，女权主义电影批评在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一批女权主义电影批评著作相继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庄士顿的《女性电影作为抗衡的电影》、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密切尔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等，这些著作无一例外的都站在反男性主体化的立场上，采用不同的方法破译好莱坞电影的影像符码，揭示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和“性向一元论”倾向。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电影文化中的投射，女权主义从问世的第一天，就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由此不可避免的站在了反电影工业化的立场，更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提出质疑。众所周知，电影服务于观众，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投影，从精神分析层面上来讲，是精神的实践与释放，旨在使观众获得自我认同或是满足观众“窥视”的欲望，一直以来，电影的工作者大多为男性，而在社会结构中，男性占有着强势地位，这就使得电影制作不可避免的切入男性化视角。作为一种表象性的叙述语言和大众化的娱乐形式，电影最鲜明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电影必须要利于消费，最大限度的对观众进行麻醉和腐蚀，改造为“主体”，并被更深地纳入资产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秩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女权主义批评试图通过改变电影形态来实现女性主体化，却实际上走上了女性“异性化”的道路，更没有为电影叙事提供令人信服的符码。《时时刻刻》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继山姆·门德斯之后，英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又一次伟大冲击，以舞台剧起家导演斯蒂芬·戴德利和编剧大卫·黑尔在英国都是鼎鼎大名，前者的处女作是2000年引起轰动的《跳出我天地》(Billy.Elliot)，后者则早在转向电影制作之前，就因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英国现实的作品而享有盛誉，他的改编剧本中更不乏路易·马勒的《爱情重伤》(Damaged)这样的惊世之作。尽管是一部完全的男性作者电影，《时时刻刻》仍然体现了传记片的一种新开拓，同时也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新的力作。影片借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本小说《达罗卫夫人》，把三代女性的命运和处境串联起来，诉说了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影片将剧情巧妙的设置于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的一天，1923年的女作家伍尔芙、1950年的家庭主妇和2001年的纽约当代女性，她们遇到的丈夫和爱人，是宽容的、良的、愿意和睦相处的，但是女性内心的孤独和苦涩，是男性所完全不能理解，难以相通的。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贯通，却使她们之间形同镜中影像，隔着不同时空彼此映照，从而隐喻了女性精神独立的漫漫长途。《时时刻刻》出现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重新找回从女性解放主义开始至今走过的三十年，客观追溯女权主义电影批评三十年的颠仆不灭历程，体验女权主义的呼声也从激进回复于冷静深挚的思考。我们可以清醒的看到，在《时时刻刻》中，女权主义电影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激烈反抗和自我解放主义，而是在保持坚定的个体独立性同时，在自我认同中流露出的浓重的焦虑和迷茫，这种变化是后女性主义时代，个体寻求自立后，难以寻求认同的情绪的折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而更多的来自自我的困惑以及与男性空间割裂后的孤独感。一、同性情结在《时时刻刻》中，三个主角都有一次跟同性的接吻动作，而影片三个主人公之一，弗吉尼亚是女权思想的启蒙之一，据历史记载，她有过一次同性恋经历，按现代的说法属于双性恋。表面上看，劳拉亲吻女邻居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影片的修辞格中仍然体现出她有同性恋萌芽。克拉丽莎则是公开的同性恋，跟恋人同居已十年，并且通过人工授精生了一个女儿。影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同性恋的态度，片中的同性接吻(或恋情)只是一种符号，一种需要爱、需要活力、需要生命的象征。女权主义观点面世后的女性电影，开始习惯于把焦点凝聚于女同性恋生活的多个层面，倾诉她们反叛的欲望，有为情所伤的痛楚，亲历离别后的感伤。尽管剧中人情世故总免不了人群的冷眼相看，但是作者们勇敢地抱定女性立场，关切女人的情感困境。她们在故事的世界中为自己争得quot;合法quot;的权利，让同性之爱不再难以启齿。在相当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看来，异性婚姻的家庭制度远非想象中的那样神圣，它更象是男性父权文化中的温柔一刀，伪饰在自然人格之下，实施着缜密的压抑与强制，因此，屈从其下的电影难免也会戴上凄美温存的面具，把男女之爱描述得浪漫如歌。quot;同志quot;电影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从更人生的立场来看待我们文明中的虚伪和暴虐，同时也会让人感受女性人格的真正光辉。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对同性情结的渲染，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无助与忧伤，她们在拒绝作为传统的附属品同时，并未找到真正的快乐，而只能在同性情结中找寻慰藉。二、死亡影片的最大主题是死亡。它以弗吉尼亚1941年投河自杀为始，以劳拉自杀为终止，中间穿插着克莱丽莎试图自杀的全过程。弗吉尼亚对来访的亲戚说：“我可能要杀掉我书中的主人公。”后来她又诠释道：“必须有人死，其他人才能更珍惜生命的价值。”影片给人以“眷恋死神”的错觉，把对生活的热望仍透过厚厚的死亡倾向透射出来。在三位女角的平行线中，克拉丽莎跟另外两位女性有着反衬关系：弗吉尼亚和劳拉都“克服”丈夫的爱而寻求最后的超脱，而克拉丽莎正在尽力给一个已到死亡边缘的人一丝温暖。三位自杀者有宿命观，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一种连爱都不能弥补的空虚和孤独。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绝望，也是女性主义根植的土壤，即女性不能以男人的爱作为自我价值的源泉。影片的结尾，三个女主角都已坦然的直面人生，那些彷徨和痛苦已然不存在，虽然个人的选择不同——劳拉选择了远离，弗吉尼亚选择了死亡，克莱丽莎则选择了接受，但是最后他们都通过一定途径意识到人生意义的辩证哲理，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克莱丽莎通过聆听劳拉的心灵独白领悟，而劳拉则被背离家人多年后回归时的那种亲切感受而打动（其实这两个人物对于生活的不同选择从某种角度看来正是彼此以后所痛苦和后悔的原因），他们彼此看到了不同选择的共性。弗吉尼亚则是通过自己的超脱思想——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精神上的病症，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生活（影片中他的姐姐曾对她说：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生活在现实中，还有之中是生活在他的小说里）。正如劳拉所说：“后悔有什么用？”“这便是我能承受的”。在当时，那是唯一的选择。即无论选择哪一种生活，痛苦永远存在，幸福往往是一刹那（克莱丽莎也说过：我当时想，这就是幸福的开始。我没想到，这就是幸福，幸福就在那个瞬间），她们能做的就只有勇于面对，珍惜一切，不要逃避生活。一切又正如片尾时弗吉尼亚所言，在领悟真谛之后再抛弃。我认为这里的抛弃，并不是指否认一切价值的存在，而是抛弃那些缠绕在自己周围和内心的枷锁，同时也是对于他人的一种释放（虽然是不如意的），即便通过死亡来实现。此时无论那一种选择都已坦然。对于三位女主人公的最后一次描写超脱而宁静：劳拉和克莱丽莎在关灯之前的脸上带着安详而坦然的微笑，周围的色调和氛围柔和温暖，再也没有了相对以往的压抑和清冷。而弗吉尼亚缓缓隐没的溪流所散发出的琐碎的光芒，配上行云流水的钢琴声，更是充满了一种对生活的珍惜和感悟，在感觉上毫无一丝死亡的恐惧，反而充满生命力。三、心灵感应本片的人物设置具有微妙的联系，确切的说是一种命运或者性格的类同和重复，并通过特写，道具和剪辑以及演员的表演暗示出来，产生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梦境效果。这种联系是超越性别差异，甚至超越身份和地位的，即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除了影片中重点刻画的三位女性，每一个不同人物的设置都很值得玩味（如果你注意仔细比较不同角色的话）。比如理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弗吉尼亚的男性化的展现，也就是说在对于生活情感的经历上男性和女性有某种相同的困惑（比如他在自杀前的话，和弗吉尼亚的遗言就颇相似，并且影片中弗吉尼亚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thepoetwilldie）。或这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反衬（理查在自杀前想起了儿时的情形，也许感到了某种悲剧的重复，这里的剪辑尤为精妙）或许这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弗吉尼亚时代的女佣和克莱丽莎，他们的类同是通过“敲蛋”（可以体会这两处场景人物内心的相似点）以及关于“开门”的剪辑体现出来的。影片刚开始的剪辑就已经透露出这种人物的性质上的类同和重复，每一次镜头切换前后的两个不同人物在影片后面的叙述中都体现出一种重复（可以发现剪辑处的人物在动作上都非常连续），我认为这种美学处理的目的是要表现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真实，也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遍宿命轮回。所以本片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性抉择的电影，更是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与选择，关于解脱与爱，于是在这里，死亡变成了拯救，thepoetwilldie,是为了一种contrast,forotherwouldlivebetter.也正因为弗吉尼亚和理查的死，才使得他们自己和所爱的人得到解脱。四、爱情、家庭女权主义电影通常是以颠覆社会结构和传统家庭模式为基准的，这种模式常被看成是“男性家长制”的王国，而女性则是附属品和二等阶级。开场的一组三个年代交织的长镜头终止于维吉妮亚，她从楼上下来，对丈夫撒了个不大不小的谎。当对方逼迫她进餐，维吉妮亚又以灵感突发为由，甩赖地要求上楼写作，虽然只是头微侧、嘴轻撇，但此目光与后来对仆人、姐姐完全不同——夫妻生活虽被其精神病史困扰，但仍幸福——从维吉妮亚对丈夫拿自己无可奈何时孩子般得意的窃笑，不难看出她们的恩爱。结尾处1923年，莱纳德与维吉妮亚对坐在壁炉边。当莱纳德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愚蠢？”维吉妮亚对他的态度明显异于他人，认真作答了：“死是为了突出活的价值，要加以对比。”姐姐觉得她疯狂，佣人觉得她错乱，然而和丈夫在一起，静静对面而坐，对她来说却是极大的幸福，因为他理解她、爱她——哪怕因为何去何从在车站大声争吵，丈夫面前的她仍然幸福——这与后面，老年劳拉对克劳莉萨的评价“你是个幸运的女人”冥冥中不谋而合。结尾处另一场，劳拉一边偷偷啜泣，一边敷衍着丈夫，大概此刻，她清晰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中的自己——决定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摩尔这场戏的表演出神入化、无以伦比。卸妆后进入寝室的劳拉在昏黄的灯光下明显呈现老态。接着下场戏，老年的她登场。克劳莉萨不解的是，既然这个老女人知道抛弃家庭、抛弃孩子是作为母亲最恶劣的事，她却能不为所做的一切而后悔。也许，在精神世界与肉体欲求的夹缝里妥协生存的克劳莉萨永远不会懂，反倒是她女儿毫不吝啬地给了劳拉——为自己而活的精彩的女人一个热烈的拥抱。五、宿命维吉妮亚散步前，丈夫一句牢骚惹恼了她，但很快小说女主人公再次牵动了其全部精力。“她在死着……”维吉妮亚默念，身后整齐穿过的学生路队暗示着时间的流逝，连微风拂来时律动的花草也是。行人走下她眼前的阶梯，都从其右手边的岔口下去，而她孤独地坐于长椅却对应着左手边的岔口，中间一道低矮的栏柱仿佛注定了她与人群的隔绝。正如莱纳德追赶维吉妮亚时，他也不知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车站的方向，而不是另一边，虽然片刻迟疑过——一切都是冥冥宿命。接下来车站的戏无疑在点明中心思想：“我没有义务为别人进食！”“我有权利选择我生活的处所！”“这是人性！”“我在这鬼地方一天天死着！”“心如同沉入无尽的黑暗的泥潭！”……面对维吉妮亚的爆发，莱纳德对她无比的爱与宽容令人感动，当开往伦敦的火车进站时，她终于妥协——其个性不被社会、亲人所容，只能对至爱的丈夫绽放，然而爱又不忍让她把痛苦都让他承担，于是再度收敛、再度自我压抑。这场戏末了，维吉妮亚一句干涸的“你无法从逃避人生中窃取安宁！”铿铿然掷地有声。这既是说自己，也算对刚才放弃自杀的劳拉重新面对人生作总结，并更像告诫因情敌路易斯出现而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的克劳莉萨——最终，克劳莉萨渐趋平复，翻过了往事——光阴早已流去，念念不忘只是徒劳。情节流动到克劳莉萨母女的对话，“某个清晨醒来，你发现自己迎来了幸福的开端，发现未来有无限美妙的可能，但你错了——那一刻就是幸福。”克劳莉萨在情敌离开后，勇敢地承认她失去了理查——毕竟她们有过幸福了。作为一个当代电影理论的流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独特文化背景，决定了它激烈的批判立场和高度综合的方法论基础。它从分析好莱坞经典电影入手，批判并试图颠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结构，它对主流电影的解构和批判尖锐而深刻。作为一种纯粹的批评性理论，女权主义的理论活动在立场和方法上自觉地与电影创作实践疏远了距离，即不是建设性地、而是批判性地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详尽地解构分析，维护了理论形态自身的自足性和政治、美学批评的独立性。在社会结构并未有按照预期转型时，电影的工业化本质没有实质性改变，男权主义依然故我，女权主义者们因此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们感受到身体承载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反传统的写作本身不断刺激着影片创作，也不断谋求着生存空间，当然，随着相当一部分社会问题的迎刃而解，女权主义电影也在不断改变着自身形态。在最近的影片中，女性主义电影开始着力刻画那些有力、复杂而又重要的女性形象，以激发女性观众的再思考。女性开始接受自己的生理特性，她们力图“从一个独立的、敢想敢做的单身女人变成一个母亲，但仍希望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是对女性的从属地位观点和所有西方民间传说中关于“力量”描写的一次挑战。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女权主义电影虽然大胆奔放，无拘无束，敢于打破一切禁忌和既成观念，却对自身形象造成了一定伤害，女性的欲望展现和性别自觉，常常被反复表现并成为争议的热点。仅以最受争议的《罗曼史》为例，这部由女导演卡特琳娜·布雷拉执导的电影，描写一位名叫玛丽的中学女教师，因男友性冷淡而饱受压抑，她另觅新欢，在一系列扭曲和病态的经历中，企图寻求解脱和慰藉，显示了一种反常的心理。诚然，布雷拉“表达了一项女性主义的基本诉求：挑战和质疑男权式的女性消费化表现，要给女性欲望以自足的表达空间”，但是，这种诉求和反叛的非理性和变态化，本身也走上了备受质疑的途径。因此，它在法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赞成的和批评的意见泾渭分明。有人认为，“《罗曼史》传达出一种深深的悲观厌世情绪，而它对整个世界的把握，最后也陷入了虚无”。这种尖锐的批评反映了对该片偏执的创作倾向的否定。然而，“法国电影的风格，就是各人不同的风格”，这句话用在女导演们活跃多向的创作探索上，也是恰如其分的。另外，电影的商业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影响了女性主义的纯粹立场，许多男性趣味的题材，转嫁为表面上的女性立场，在辅以一定程度的关怀主义，就足以穿上女性主义的外衣，一方面消除女性观众的抗拒情绪，甚至引起她们的关心和好奇，另一方面招揽窥奇的观众入场。例如，著名的女权主义电影《末路狂花》，就被指为旧酒新瓶，不过把传统公路电影类型翻新，把亡命天涯向法律挑战的男性角色改为女性，其内核仍只是一部中性的类型电影，主题也是毫不新鲜的追求自我和解放的代价，暴力的自毁性、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等。关键在于换上两位女性为主角，令不少女权分子满足于“男性做的事，女性也可以”的目标，却远离女权主义提倡的独特女性价值如责任感、平等、尊重等主题。用女性主义分析来电影，通常是把电影作者界定为一种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质和企图从自身欲望出发的再现者，通常他们还要针对特定的女性观影者，并以种种经典的心理分析来阐述影片文本的操作，这是一种带有局限性的冒险，它间接阻碍了电影的主题上的广度扩展和深度探求。女权主义者在电影中，如果只是通过表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处受挫来表达自己对男性的失望，或是以大胆直露的镜头和禁忌话题，故意挑战色情和艺术的界线，并以此作为自己女性独立的宣言，那就陷入了纯粹为斗争而拍摄，为证明而证明的怪圈。在这个坚硬疏离的世界中，女人可以拒绝邀舞，让孤独沉默。却不应该停止追诉关怀与爱；即使不必求助于世俗的认可，不假于男人恩威并施的情欲，却不应该停止温情的一次注视；曾几何时，晓风烟柳，痴情男女，或是清河隔岸眼波流转，或是人丛背后两手不经意的轻执，便已然心动。纵使女人自己，也难舍纯然婉约的风情，女人注定应该美丽，爱情注定应该地久天长，女人的世界需要冷静的自省同时，更需要男性世界的真实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