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过把瘾》，绝版的90年代美人、风俗与浪漫

文by/安小庆没有滤镜的时代的影子，没有预热和宣传。1994年，由王朔小说整合改编、赵宝刚导演的八集电视剧《过把瘾》突然在央视晚十一点多播出。从这个远离黄金时段的播出时间，可以看出这部电视剧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和重视，与更早期的80年代大制作《红楼梦》无法比肩，与90年代初同样由赵宝刚参与导演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相比，播前声势亦十分微弱。在《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带来个人声望后，赵宝刚想要独力拍一部「更接近王朔作品」的戏。他找到王朔询问是否还有未卖出拍摄权的小说，王朔推荐了中篇小说《过把瘾就死》。赵宝刚担心中篇改编显得单薄，王朔建议他将这部作品与《无人喝彩》《永失我爱》一起整合拍摄。剧集播放过半，已经引发全国热议。在央视第一轮播放后，地方电视台甚至广大县城录像厅开始多次重播。主演王志文和江珊成为初代「大众情人」和「青年男女的择偶标准」。电视剧播出后，剧组曾去天津参加活动，所有人都被热情的观众堵在商场无法动弹。急于逃生的赵宝刚爬出窗口时被商场的招牌戳破了脑袋，去医院缝了四针。本由那英和刘欢演唱的主题曲《糊涂的爱》，只卖出几万盒卡带。而后由江珊和王志文翻唱的版本则卖了40万盒。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专注描摹都市男女爱情的电视剧，《过把瘾》获得经典化的接受过程比《红楼梦》等剧作更加迅速且不具争议。学者李刚在《从电视剧过把瘾的改编谈王朔爱情小说的主题》中认为，《过把瘾》「不只是填补了当时的一个空白，它也和我国许多其他艺术形式(比如摇滚乐)一样，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领域的高峰。」首播25年后，在B站观看《过把瘾》是一个颇为有趣的体验。这大概是少有的能够覆盖60后到90后观众的一部老剧。中老年人来复习青春，看望永远的「梦中情人」——杜梅(江珊饰)。年轻人则在弹幕里指认历史：「这件毛衣当时太火了，我妈都有」「这条毛毯，我家也有」「王志文贼潇洒，感觉像我爸年轻的时候」「每次看江珊的大波浪和大垫肩，就觉得是看到我妈年轻的时候一样」在那个中国社会从僵硬、封闭走向流动、开放的节点，一切在后来被认为是剧变的宏大叙事，或许一开始就是由一件时髦的毛衣、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终于又被允许的大波浪发型所开启。《过把瘾》里留存了一个不一样的北京。那时的北京街头，跑着28大杠自行车和被称为「黄大发」的黄色面的。饭馆和涉外酒店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王志文的每件毛衣和江珊的每件西装在今天看来都是时髦的复古单品。几乎每一个家庭的空间里都挂着风铃，摆着东芝双卡录音机。大哥大、外汇券、涉外婚姻已经出现。「气功热」已经式微。而空间的「现代性」永远是最直观的——从方言(王志文饰)单位所在的传统四合院，杜梅医院的集体宿舍，到方言好哥们潘佑军的高层商品房。甚至有考据癖的观众发现这片商品房位于东南二环方庄某小区。这里是北京90年代第一个整体规划的住宅区域，电视剧播放时小区还没完全建成。正是这些物质层面的细节，让《过把瘾》留下了90年代北京跳动的光影气味，使得这部剧的影像具备了一种时代风俗录的价值，给每一代际的观众提供了一种关于年代背景的结实支撑。那是没有滤镜的北京。一切细节有现实作为根须和依傍。不像现在电视剧中的北京大多单调、漂浮，没有根基。因白描的影像风格接近日剧，不少人从这自然明亮的风格里联想到了《东京爱情故事》。《过把瘾》可被视作第一代「北京爱情故事」。在弹幕里，年轻观众最激赏的是它「只用8集就演了现在80集的事」，「起承转合全都有了，更重要的是没一个废镜头」。导演赵宝刚曾在接受「三声」采访时自问：「做了一辈子的电视剧导演，我留下了什么呢？」他希望，「当人们在未来想要了解之前的时代，想知道这些年代的人在想什么的时候，他们也许能在自己的作品中看到时代的影子。」（三声，《做了一辈子的电视剧导演，我留下了什么》）从「我们」到「我」，「显微镜」下的爱情在《过把瘾》留下的「时代的影子」里，它对「爱情」或者「浪漫爱」的专注描绘，或许是其中最明亮的部分。电视剧《过把瘾》在八集的长度里讲述了「一对男女的狂恋故事」（戴锦华语）。从两人认识、有好感、恋爱、结婚到争吵、离婚、重新认识、复婚，这对男女的婚恋故事像实验室的样本一样，被置放在「培养皿」和「显微镜」下进行专注地观察。就像第一集里方言和好朋友潘佑军两人吃火锅时聊的那样，这是「一对儿傻乎乎的寻找爱情的迷途羔羊」，「死活弄不清楚，爱是什么」的故事。没有父母反对，没有阶层差距，没有第三者，就是一段发生在护士和文化馆职员之间最接近普通人的「平均」的爱情。在这对关系里，缺乏安全感的杜梅将「浪漫爱」视作生命中崇高热烈的唯一。结婚时她说，「要那么多家具干嘛呀，只要你爱我，有张床就行了」。婚后她持续想从方言那里得到确认的是——「你还爱我吗？我是你那个人吗？你从小想娶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你说咱这算爱情吗？」方言对爱和关系带来的束缚逐渐感到不自由。和杜梅相比，他有一种语言表达上的「爱无能」：杜梅，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知道我对你没你对我那么好，可是我没办法，我天生就这样。杜梅把「爱」写满了一黑板。方言告诉她，「多清楚的字儿，离近了也得花。」关系的断裂，同时也是这部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一天清晨，杜梅用晾衣绳将睡觉中的方言捆绑了起来。前一晚他们刚吵了一架。杜梅依旧想从方言那里获得一个明确的回答。她拿着菜刀逼问方言：你爱不爱我？死到临头还不说真话？被绑住的方言如同牢笼中的困兽。他感到屈辱。在小说里，王朔这样描述方言那一刻内心的感受：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一种悲愤油然而起…他想要站起来，一抬头，撞见一黑板彩色的「爱」。他挣扎到床边，一头顶破了窗户，结束了这段关系带来的束缚。有趣的是，这一幕几乎对称式地出现在话剧《恋爱的犀牛》中。1999年，后来被称作「永远的爱情圣经」的「犀牛」首演。剧中马路为了留住明明，同样用绳子将明明捆绑在了椅子上。当我们站在2020，回望当代中国人在影视和话剧中对爱情的表达和书写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如《过把瘾》《恋爱的犀牛》《将爱情进行到底》全部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而《过把瘾》是这条脉络的初始和先声。学者戴锦华在《涉渡之舟》认为，80年代之前的文学叙事中，存在大量「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因为在过去，「阶级差异曾是取代、阐释、度量一切差异的标尺」。很长时间里，关于个体欲望和身体的叙述，「如果不是反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至少是被禁止的自然主义」。对个体欲望的表达，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张扬，对「浪漫爱」与个体自由之间张力关系的探索，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是一个复古而陈旧的话题。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对「个体爱欲」的直视和探索，关系着从禁区走出，直面「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因为在那之前，只有「我们」，没有「我」。只有「集体」，没有个体。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曾分析道，「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但随着1978年推行改革以后，「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对私人生活的控制逐步减弱」，「一个简单的标志是公共话语中，第一人称从『我们』到『我』的转变。」个体的欲望被看见并且合理化。爱情是个体欲望光谱中最醒目的部分，而大众文化又是时代精神最灵敏的感温器。由此，《过把瘾》里杜梅和方言之间激烈而又详尽的罗曼蒂克故事，在一个刚刚告别含蓄、僵固和空前政治化的年代，给所有中国人带来一场淋漓自由的夏日暴雨。事实上，《过把瘾》并不是导演赵宝刚对变革年代中国人感情生活的首次对焦。早在80年代末，他已经参与执导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长篇情感题材电视剧的《渴望》。1990年播出的《渴望》，在电视剧中第一次关注当代中国的情感选择，引发全民讨论。但《渴望》对「爱」的讨论带有沉重的伦理负担和大量「杂质」。学者谢建华认为，在《渴望》中，「爱情被不断提及，却没有得到更加深入、纯粹的表现。」在电视剧营造的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氛围中，「亲情胜过爱情，家庭难以超越。」《渴望》的女主角刘慧芳「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贤淑女性形象……完全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东方女性」。「人物身上的爱情因子比较微弱，人物之间爱情的萌生与表达」取决于「伦理的正确性」——总之，一个从人物到主体都不现代的故事。因此，谢建华在分析了具有时代阶段性意义的三个文本——琼瑶言情剧、电视剧《渴望》和《过把瘾》后认为，在这一线索的演进中，爱情的书写「由隐到显」，传统伦理的声音「由强到弱」，《过把瘾》因此「站在了爱情叙事的制高点上」。（谢建华，《中国都市言情剧经典文本分析》）不讨厌的一事无成的废物在分析《过把瘾》的成功时，主演王志文认为「关键是剧本好，没有废话，无可挑剔，之所以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写了男女之间不变的情感。」但许多人对《过把瘾》的认同更直接地来自于王志文和江珊所扮演的那种「不完美普通人」的形象。在中国今天每年产量上千部的电视剧里，或许已经没有人在讲述一个敏感偏执的护士和一个悲观、无能的文化馆职员的故事了。尤其是王志文扮演的「方言」，一个剧中许多人口中的「废物」。这样的角色类型似乎从电视剧《围城》《过把瘾》之后，已经在男性角色谱系中绝迹。方言是怎样的一个男性？他对婚姻持悲观的看法，在和杜梅的爱情里总显得被动。「就这些了？」，领证后，他内心感到一种自由被让渡后的失落。小说写道，他虽然不能确定那算不算爱情，但诚实地说，杜梅使他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他诚实，因此有时显得残酷。在私领域里，他「爱无能」，只在剧集快终结时才讲出「我爱你」。知道杜梅渴望他更热烈的回应，但他「没办法，天生就这样」。在一个变动的大时代，市场经济开始重新划分人群的身份归属，他在文化馆里出板报，喝茶，看报纸，看领导不顺眼时骂他：告诉你，我烦你不是一天两天呢，有本事你开除我啊。在大时代里，一个无能的落拓的玩世不恭的浪荡子。小说里，王朔借杜梅的嘴写道，「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剧中方言评价自己，最高频的词是：废物。「辞职了干嘛？我会干什么呀？我就这么废物。事先声明，我可什么都不会。」「我不值得你这样，我是个废物。生意被我弄砸了。」然而对方言最准确的评价，或许来自剧中的大款钱康：我看他人挺好，不奸，不贪，不太把钱当回事儿。钱康的评价让人想起《围城》中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人们着眼于同类的重点常放在「有用」和「无用」之上，然而成年人才明白「不讨厌」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秉性。《过把瘾》和《围城》不可取代的美学价值之一或许正在于刻画了方鸿渐、方言这类无用但不讨厌的「废物」。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在论述契诃夫小说的独特性时，曾用大量笔墨谈到契诃夫笔下那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有人说契诃夫总爱写一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倒是这样的说法更确切些：他笔下的男女正是因为一事无成才显得可爱。」在纳博科夫的理解里，这些「一事无成」的小知识分子，「具有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尊严感，但是在实践他的理想和原则方面却无能得几乎令人发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却连一件有益的事都做不成，」「却在无聊的生活泥塘里越陷越深，恋爱只会带来不幸，什么事情都休想干得好——一个做不成好事的好心人」。纳博科夫看到他们的无能，但同时提醒人们注意到这种典型的主人公「是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个重负既卸不下又担不动。」《过把瘾》里的文化馆职员方言，也是这样的模糊而可爱的废物，他从未十分「有用」过，或者担负过什么重负。在剧里，他先是「爱无能」，最后患上「肌无力」。离开文化馆后，还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扑腾几下就蔫了。上岸后，面对朋友的帮助，他的再就业目标是当司机。「这是我认真考虑过的结果」，他说。除了无用的方言，女主杜梅的个性放到今天的电视剧角色序列里，无疑也会是受到观众唾骂的类型。为了找到适合的演员，赵宝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他婉拒了朋友们的推荐，想要找一位新人。王志文推荐了江珊。杜梅难演，「她得性格特矫情的，然后她又不能不可爱，她的可爱肯定是来自于她的真诚，『作』不要紧，你只要很真诚地『作』，依然是可爱的。」王志文回忆。而江珊完全胜任了这个艰难的人物。以至多年后在苛刻保守的当代观众这里，「杜梅」的可爱也溢出了她的偏执，获得了难得的豁免。而两个不完美的普通人的爱情则在之后成为经典，被人们一遍遍复习。影评人、传媒人肖浑曾评价：「难以想象，中国爱情偶像剧的开山之作，竟会把爱情描述得如此令人绝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什么破坏性力量，可两个相爱的人就是会慢慢陷入死结。这样的丧气之作，那之后就没人敢拍了，拍了也不可能火到那个地步吧。」绝版美人和浪漫爱的退场在播出后的大「火」里，江珊饰演的「杜梅」成为一种女性美的极致。当不同世代的人去观看《过把瘾》时，会发现江珊和配角刘蓓、史可一起组成了关于90年代中国女性的审美群像和活体史料。在25年前的低质像素里，她们有丰饶的发量，圆满的脸庞。鲜艳的衬衫和大垫肩西装下是成熟女性挺拔的骨架。和今天活在摄像头和直播镜头下的一代人相比，那时的中国女性有一种毛茸茸的蓬勃，如网友@goodfish所说，「她们的风华年代是我们对美的启蒙。」同样是90年代中后期，《北京人在纽约》有王姬，《东边日出西边雨》有许晴，《霸王别姬》里有巩俐和蒋雯丽。她们一起构筑起曾经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审美：江珊娇憨，史可艳丽，王姬大气，刘蓓洒脱，徐帆明亮，许晴甜美，蒋雯丽妩媚，何赛飞风情。美乘以才华创造出经典。2018年，「国剧盛典」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经典电视剧。王姬和江珊最终代表《北京人在纽约》和《过把瘾》进入历史。今天，屏幕上再难见到90年代生机勃勃的美人了。和美人一起绝版的，还有曾经创作者们一再描摹的「浪漫爱」。回看赵宝刚「制造爱情」的30年，同时也是一个「罗曼蒂克」消亡的30年。1990年，赵宝刚参与执导中国第一部情感剧《渴望》，1991参与执导《编辑部的故事》，1992《皇城根儿》，1994《过把瘾》，1995《东边日出西边雨》，2000《永不瞑目》，2001《像雾像雨又像风》，2002《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2003《别了，温哥华》，2007《奋斗》……2019年《青春斗》。豆瓣评分4.7，这成为赵宝刚职业生涯的最低点。回溯赵宝刚对焦时代爱情的30年，即使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曾在每个时代都制造和推出经典作品和成功偶像的他，已经和张一白、海岩、石康、王朔一样从曾经的阵地退场了。外界评论赵宝刚已「不懂年轻人」，「把不到时代的脉搏」。在近年接受媒体「三声」采访时，赵宝刚曾表示压力很大，「不能随心所欲，不能酣畅淋漓。早期我的所有作品，就是我想干嘛干嘛，我满脑子都是戏。现在我得拿80%的精力去估计别的事情」。「电视行业现在凸显智商的作品有多少？」他认为，「换代需要有换代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拍过《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我们已经做不出来了，但年轻人也做不出来还挺悲哀的。」（新京报，赵宝刚：《青年医生》差点叫《八卦医生》）这种悲哀，让今天屏幕上对「浪漫爱」的刻画从某种程度上说，再度回到一种「『没有爱情』的爱情」的状态。在每年上千部的电视剧供给中，其中的「爱」和角色，从形式到细节都虚浮在空中，隔着厚厚的塑料罩子，无法抵达和指涉现实的生存和人类最共通的感情。在这个时空下，或许我们更能看清曾经《过把瘾》对「爱」的认真、专注和计较，如何让「单纯」制造了经典，从而越过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审美的接受藩篱。「悲哀」当然不仅属于创作者，作为接受者的观众同样也对这个局面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经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社会学家阎云翔发现，今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人对父母、权力的认同和依赖，似乎保守地重新走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恋爱的犀牛》公演超过20年，被誉为「永远的爱情圣经」。最新一代「明明」的扮演者刘爽在演出时发现，「当下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好像确实和20年前不一样了，我们也在演出后听到一些反馈，说，太可笑了，这人在干嘛呢？在舞台上，撕心裂肺鬼哭狼嚎的，这是什么爱情？」（《恋爱的犀牛》20周年纪念特辑）如果说文艺作品对「浪漫爱」表达的崛起曾被视作社会走向流动、开放的先声，那么对「浪漫爱」的无力表达和接受不能，以及「绝版美人」们所表征的多元审美的流失，是否也在同样言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