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怜悯？

谁的怜悯？惊叹来自某种焦虑在进入人们视野，为数不多的印度片观看经历中，《功夫小蝇》再一次证明：印度电影要么烂片，要么神片。如果《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只是好莱坞的成功，那么《三傻大闹好莱坞》彻底改观对印度电影的刻板印象：莫名其妙插入大篇幅歌舞；产量巨大，但只能内销。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种对国内市场的专注，使得印度电影蓬勃发展，并得以抗衡好莱坞大片。而2012年的《功夫小蝇》，则展示了宝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创作力及生产力。尽管记忆里，印度电影从未轰炸过我们的影院，我们也从未产生好莱坞式的焦虑，甚至某些人仅仅把宝莱坞当作笑话。不少人忽视了如下事实：印度观影人次最多，平均每人每周两次走进影院，一个狗血的段子是印度人会卖血去看电影；印度本土电影占国内票房95%，而这个数字在中国是50%左右，甚至2012年跌至48.5%；2012年印度电影海外最高票房（沙鲁克•汗的《爱无止境》）达7.9亿卢比，远远超过近几年国产电影的海外表现，不知成龙的《十二生肖》能否打破这个怪圈。单看电影上的数据，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的GDP仅为中国的1/4。2012年，印度GDP约1.8万亿美元，人均约1485美元，而这个数据中国是约8.4万亿美元，人均约6400美元。尽管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放缓，2012年经济增长仅7.8%，创13年之低，但印度仅4.1%，与辛格总理在独立65周年庆典上所宣称的6.5%相距甚远。看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公共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等究竟有多糟；而最近频发的强奸事件，则折射出这个国家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印度人不用手纸，而用水龙头代替。这也戏剧性地出现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犹记得少年的贾马尔掉入粪坑，蓬头垢面挤进人群，获得签名。而更让震惊的是，被视为母亲河的恒河时而泛有浮尸，而人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淘米洗菜、玩水戏耍。正是这种不了解，一种极端的外来视角，造成我们某种惊呼，对偶尔闯入视野印度电影的惊叹与焦虑。作为史上最好成绩的《三傻大闹宝莱坞》，票房达38.5亿卢比，更为可贵的是它的超强口碑：让挑剔的观众哑言无语，只剩拍手称赞。而《功夫小蝇》也不例外，尽管它无法和《三傻大闹宝莱坞》相提并论，但它让我们再次追问：什么时候，我们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习惯了好莱坞的狂轰滥炸，直接说那没有任何参考、借鉴意义，因为那是领先好几个时代的工业生产水平，而不仅仅是我们缺什么。但是，我们无法忍受来自印度电影的挑战，习惯了和美国对比，早已不把印度当作对手。因此，当遇上《功夫小蝇》，我们会相当惊讶，惊讶的原因不在于它多好，而在于它产自还不如我们的印度。在《功夫小蝇》中，可以看到一套成熟的电影工业生产体系，作为一部商业电影，该有的商业元素一一俱全。它不过度卖弄，也不沉浸自我表达，更不试图征服世界、征服评委。尽管在特效上存在瑕疵，但它的创意、节奏不得不让人信服：原来好看的商业大片，并非就是特效大片。把一个复仇故事拍得如此欢乐，用大段篇幅去讲苍蝇的视觉世界，这种勇气不是鼠目寸光，就想捞一把的投资人所能拥有的。尽管和《三傻大闹宝莱坞》相比，它的受众主要在国内，它也尚未征服世界，但它赢得了每一个观影者的口碑与赞赏。商业背后的“可笑”怜悯罗素说，人这一生有三种激情：爱情、求知欲与怜悯。毋庸置疑，罗素说这话时，眼前浮现的并不是所有人。爱情，在这个怀疑的时代，能否遇到、是否持久成了没有答案的追问；求知欲，面对知识贬值、崇高丧失的流行，大谈求知欲则意味某种迂腐。那么怜悯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似乎只有怜悯才保留一丝尊严，在这个剧烈分化时代，还能触动心灵深处层层包裹的柔软。基于自身和对某种美好的渴望，我们时时不忘刻画这种怜悯，并名之为人性。《功夫小蝇》，这种怜悯也随处可见。比如片中两处出现的小偷，本是个其貌不扬的酒鬼，但阳差阳错以为获得女神Bindhu的垂爱，从而改过自新，自食其力。最后他追求Bindhu的镜头，像极开头Nani追求Bindhu，自我幻想中获得向上的力量。这种渴望，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正是一个社会得以维存的根本，尤其是对一个处处不如意的国家。面对这种不如意，电影给出了一种宗教式的答案——事事往好处想，努力终有回报。所以，每个月只能捐15卢比的Nani能追求Bindhu两年，并最后实现逆袭，获得女神的爱；处于最底层的酒鬼与小偷，也能在爱与美的感召下，实现自我救赎，谁知道他不会遇到他生命中的Bindhu呢？而那些掌握钱权、穷奢极欲的“上流人士”，如果真正犯有大罪（如谋杀），自会受到命运责罚，这种责罚来自某种天意，比如一只苍蝇。自从法国新浪潮时期提出电影作者论，人们习惯把一部电影当作类似小说、戏剧的作品。回到这部电影，似乎可以看见背后创作者的关怀，某种出自人性的“怜悯”。面对城市背后那成片的贫民窟，你或许不会捐钱，也不会特别关注，但很难不触动心中的柔软。印度的两极分化简直惨不忍睹，这里有世界最富有的人，也有世界性的大都市，同样有世界瞩目的贫民窟。由于印度开放户籍，实现免费医疗与教育，导致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从而使城市公共资源陷入某种瘫痪与低效。城市显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自然有它的拒绝方式：富人用自己手中的钱，强行划出两片区域的篱笆，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在里约，城市标志似乎不再是那巨大耶稣像，而是其庞大的贫民窟。在那些低矮、拥挤的砖瓦房里，上演着一部部《上帝之城》与《速度与激情5》，有人在那里演绎励志故事，但更多的人被它埋藏。印度的贫民窟似乎更不如，至少没有里约那种壮观，更没有那种被书写出来的沉重与悲鸣。甚至，在很多人眼里，那里有惊人的平静与和谐，随处可见嬉笑打闹，在繁杂的城市纷扰中，人终于获得归宿与宁静。生活归之于宗教，归之于某种习俗与传统。我想，大概这是这座城市的纽带吧。《功夫小蝇》并没有直面现实，就算是处于底层的Nani，也没有展现他的窘境，相反在爱的滋润下，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整个电影画面干净，色彩亮丽，Bindhu的家与办公地像极某个童话乐园，环境清幽，里面生活着漂亮的公主。实际上就这是童话，电影就是一个父亲给孩子讲的故事。而片中最多的场景，是大反派Sudeep的家，在这里电影着力展示它的奢华，甚至炫耀最新的工业与科技。作为一部有着巨大投资压力的商业片，展示生活不常见的科技与奢华成了必须，因为电影本来就是一场梦，做梦即意味着某种满足。所以大谈创作者的怜悯，似乎与这种商业原则格格不入，就算有也早已附属于商业原则。说到底这是一场圈钱运动，最成功的是让观众很愉快地掏钱。无疑，《功夫小蝇》做到了这种成功。尽管它极具讽刺与社会关怀，但这一切都只是它的外表包装，目的也仅在于赢得广大观众的亲睐。所以，它的怜悯不低沉，不沉重，没有直接的镜头，只有无尽的想象与狂欢。尽管Sudeep所代表的富人受尽嘲讽，但电影却再次证明他们的成功，名利双收。在无尽的幽默与爆笑后，背后的怜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它也成了一种商业元素，人们需要它，抚平人内心的激愤与不平。但必须承认，这种怜悯与关怀尽管廉价，也很不真诚，但依然必要。如果现实终不会改变，也于事无补，在电影中给人幻想、给人满足，大概也是一件好事吧。电影中的怜悯，显然不是罗素所强调的。相比罗素的高高姿态，电影则更具亲民化，但却少了一种最基本的真诚。正如，我们今天批判公知一样，早已被利益所绑架，尽说些不痛不痒，却有媚惑力的大话。作为有反思能力的个体，大概都有此种怜悯，但尴尬的是始终无法言说，因为他无法代言那些让人怜悯的对象。而当怜悯附属于利益，也就丧失了罗素所说的那种力量。但我始终坚信，同样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良心并没有出卖给利益。正如新闻人陈涛所言，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