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470.html2小时53分47秒至3小时1分45秒,几乎整整8分钟的镜头,都是
安德烈·卢布廖夫旷世名作《三位一体》:庭树与宅邸组成的背景是静谧的;天使三人坐在那里,形成一个稳定的构图结构;镜头以极其微小的位移,缓缓扫过圣人的衣饰;歌声渐渐响起,圣人的目光中仿佛绽放出奇异的光芒……无论是从部分到全局,从细节到整体,从画面到音乐,都呈现出最后的神圣,而斑驳的画作又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无不传递出15世纪俄罗斯著名圣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精湛的技法,和对宗教深厚的情感。但是画作作为一种静态之存在,当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用8分钟的叙事完整而详细地展示历经四百余年的《三位一体》时,他并不是仅仅从艺术角度来捕捉画作的境界和精神性的高度,而是将镜头慢慢从画作移向现实:歌声慢慢停息,雷鸣轰然响起,在淅沥的雨声浸润的世界中,画作被打湿,放眼远处,是氤氲的河岸,是悠闲的马匹,是雨中的自然,这一种和谐、美好的存在似乎是画作对应的现实,当从8分钟的画境转向最后的雨境,寂静而悠远,沉默却在演说,喃喃而来,是真正的逼真世界的到来。是15世纪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画作,也是20世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寓言:从最后剧情到画作,是黑白到彩色的过度;从画作到意境,是彩色到黑白的转换,黑白和黑白之间的彩色,圣画被完全独立出来,而这展示卢布廖夫精湛技术和宗教内涵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湮没了,历史并没有提供关于卢布廖夫绘画的时间和地点的线索,也就是说,塔可夫斯基完全凭借着想象“创作”了这幅圣画,而这种想象式的再现,无疑变成了塔可夫斯基的言说——从镜头之外到电影里面,塔可夫斯基在卢布廖夫身上投射了一个关于艺术、生命、宗教、国家和民族的沉重母题,而卢布廖夫最后对铸钟少年博利斯说的话,也成为自己的一种现实期望:“铸钟不是成功了吗?怎么还哭呢?……和我一起走吧。你铸钟,我画圣像……大家都欢天喜地,这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没有人会责备你……”安德烈·卢布廖夫最后在安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后在表达,安慰和表达构成了一种言说,而这种言说是对沉默的否定——就像电影最后两章的标题一样:遭受三年战乱的弗拉基里尔,一只烂苹果象征的饥荒,跟随着鞑靼人离开的哑女、瞎了一只眼的基里尔回来,构成了1412年的“沉默”;而遭受了温疫之灾的博利斯用自己的技术终于铸造了一只大钟,完成了教堂的仪式,这个1423年的“钟”是对“沉默”的解构:当大公和神职人员举行大钟的落成仪式,基里尔站在卢布廖夫面前说:“当时我的灵魂是肮脏的。但是为什么神圣的事业都给了你?”基里尔本来和卢布廖夫一起去了莫斯科,甚至可以一起留下来画圣像,但是他因为嫉妒而离开了修道院,他扔下的一句话是:“这里出卖了永恒的东西,你们是买卖人!”然后愤怒地离开了,当他再次现身时,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嫉妒的灵魂是肮脏的,回来是忏悔,却也是疑问,“为什么神圣的事业都给了你”的背后依然是肮脏的灵魂,是嫉妒的心理,那一刻,卢布廖夫选择了沉默,因为一旦言说,也会跌入嫉妒的困境中。但是,在卢布廖夫的沉默中,钟声第一次敲响,在基里尔的疑问没有解答的场景中,敲响的钟似乎就是卢布廖夫的一种回应和回答,那是信仰的回归,在“沉默”和“言说”之中,卢布廖夫似乎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义,博利斯在离开仪式现场孤独坐在那里的时候,卢布廖夫上前安慰他,博利斯对他说:“父亲根本没有传授我关于铸钟的技术,他一声不吭地死了,把一切都带到了坟墓里……”父亲将铸钟的秘密带入了坟墓,也是一种沉默,但是博利斯却凭借着自己的技艺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举动,于是卢布廖夫对他言说,并将铸钟和作画的成功并置在一起成为一种“庆祝”的仪式——博利斯坐在那里的一堆火变成了取暖的木炭,而木炭的纹理在塔可夫斯基的镜头下不断被放大,最终变成了《三位一体》画作上的纹理,现实中的温暖已经化作了创作的动力,而创作不论是铸钟还是绘画,就是对世界和自我的言说:1423年,信仰之钟响彻在弗拉基里尔的土地上;1423年,入侵的鞑靼人被赶出了俄罗斯土地;1423年,卢布廖夫也终于完成了传世名作《三位一体》。从沉默到言说,实际上是卢布廖夫走出的一条信仰之路。作为莫斯科近郊的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修道院的一名圣像画家,卢布廖夫已经声名远播,在1405年“费奥潘·格列克”一章中,格里克遇见了前来的基里尔,他询问基里尔来自何处,基里尔告诉了他自己的修道院,格列克说出了卢布廖夫的大名,然后借慈善家谢尔盖耶夫的口,说卢布廖夫绘画“淳朴无华”,于是希望卢布廖夫来这里为大公绘制圣画。格列克称卢布廖夫的绘画“淳朴无华”,这其实是圣画的一种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知识,所以格列克感慨说:“谁增加了知识,就意味着增加痛苦。”格列克的感慨其实代表着他的艺术和宗教观,知识增加的是痛苦,所以他不需要另外的知识,他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理解上帝。当卢布廖夫来到莫斯科,在白桦林和格列克的对话中,两个人的分歧便显现出来。格列克靠在一株倒下的树上,他对卢布廖夫说的是:“我只侍奉上帝,而不是为了人民。”在1408年的“侵袭”中,当鞑靼人的铁骑踏平了弗拉基里尔的土地,当大量生命被入侵者屠杀,格列克也根本没有提及人民,而当卢布廖夫拒绝作画时,格列克却告诉他自己经历了太多的圣画被毁——格列克在“侵略”中记挂的依然是圣画,依然是上帝,那么显然,他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人民保持着距离。所以在河边,卢布廖夫反问他的是:“我真不理解,你有这样的思想是如何能绘画呢?”对上帝侍奉的格列克和目睹了现实的卢布廖夫,显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而在他们对话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最后登上了山坡,然后被钉上了十字架。这是《圣经》的具象化,这一个关于受难与复活的场景,完全是俄罗斯化的救赎,卢布廖夫和格列克的分歧依然存在,当格列克认为谋害耶稣的人是犹大时,卢布廖夫却认为上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犹大,而是法利赛人所为,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法利赛人就是不断入侵的鞑靼人,“男人所要承受的灾难越来越多:一时是鞑靼人每岁三次的掳掠,一时是饥荒,一时又是瘟疫。但他仍然不断地工作着,仍然驯顺地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没有绝望,而只是祈祷着,忍耐着。为了得到足够的力量而向上帝祈祷着。难道上帝还不能原谅他们的愚昧吗。”从受苦的男人切入,受难的耶稣更是一个民族的写照,“应当常常提醒人们,他们是人,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是同一血统,同住一片土地。”把耶稣之死的罪恶归罪于法利赛人,又从鞑靼人对俄罗斯的入侵返回来关照民族救赎的方法,很明显,格列克所侍奉的上帝只是求上帝之名,而卢布廖夫需要的是受难而复活的人民,也只有在人民身上才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我对上帝保持沉默。”这是卢布廖夫面对格列克所说的话,从沉默到言说,从上帝到人民,卢布廖夫的精神之路其实是曲折的,它掺杂的是质疑,它遭受的是怀疑,它经历的是颠覆之后的重新命名。首先就是对上帝的某种否定,电影一开场几乎脱离剧情的段落“序曲”就是一个隐喻:在破落的教堂旁边,一只用破布缝制的气球已经完成,下面的火焰正在燃烧,叶菲姆急切地爬到了气球里,然后让下面的人松开了绳子,于是气球上升,叶菲姆高喊着:“我飞了!”气球在爬升,从叶菲姆的视角,看到的是底下的河流,是奔跑的牛羊,是凋敝的乡村,是荒芜的原野,但是气球并没有飞远,它开始下坠,最后掉落在水塘边,而高喊着“我飞了”的叶菲姆也在坠落中变得毫无声息。从教堂飞升气球,从气球俯视大地,“我飞了”的叶菲姆就是上帝的一个肉身,但是这样的上帝永远无法变成真正的俯视者,上帝在简短的命名中最后坠落,这是信仰的沉沦,也是上帝之死的肉身再现,所以对于这片苦难的土地来说,格里克所说的上帝只在圣画中,而卢布廖夫在质疑这个上帝的同时也在寻找着真正的上帝,它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它是隐秘的,也是被看见的,它是高高在上的,也是在大地上行走的,他背负着十字架,也在复活中拯救着众人。对于卢布廖夫来说,对上帝沉默就是对人民言说,而他对人民的理解和关注,以及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经历了肉体的痛苦,也经历了灵魂的历练。在去往莫斯科的路上,为躲避那场大雨,卢布廖夫、基里尔和达尼拉在茅屋里所见的“流浪艺人”便是人民的第一个代表。“上帝造了修士,魔鬼造了流浪艺人。”卢布廖夫作为修士在屋子里躲雨,“流浪艺人”在那里载歌载舞,但是话语中充满了讽刺,他们讽刺达官贵人,在一阵阵笑声中其实是对于流浪艺人自身命运的喟叹,当“流浪艺人”唱着歌走出屋子,外面的雨让他全身湿透,而他脱光了衣服依然唱歌,“流浪艺人”不仅毫无身份,也没有财产,赤身肉体的他们只有一个肉身,而这似乎也是俄罗斯大地苦难人民的集体症候,而此时经过了几个骑马的士兵,他们闯入了屋子将“流浪艺人”带走了。没有了歌声只有沉寂,没有了赤裸的肉身只有一个空无,卢布廖夫自始至终对“流浪艺人”保持着微笑,但是流浪艺人的缺席也让他开始思考。“流浪艺人”消失了,这是“人民”第一次缺席,而在“节日”一章中,卢布廖夫在夜晚的树林里看见了那些被称为“异教徒”的那些人。这是多神教的“库巴拉之夜”,男人和女人点起火烛,脱光衣服,在庆祝中完成肉身的结合。多神教是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之前当地人民的“土著宗教”,他们信仰万物有灵,而万物有灵论让激情在盛夏中尽情绽放。卢布廖夫作为一个闯入者进入了他们的领地,他甚至看见了裸女的肉体,在诱惑面前他选择了逃离,但是被那些信徒抓住并被吊在树上。最后是那个叫马尔法的女人将他的绳子解开,卢布廖夫认为“乱干是罪过”,而马尔法质问他的是:“为什么骂我们,又说要用火烧我们?……难道爱是罪过吗?……为什么要强迫我们信你们的信仰?”卢布廖夫脱身离开,但是对于马尔法的这个问题,他始终没有回答,这样的沉默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找打答案。基督教需要的是禁欲,多神教却在万物有灵论中表达着对肉身的崇敬,一种宗教和另一种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冲突?而所谓的罪恶就是在这种异化中产生的,但是,当基督教定义他们为异教徒的时候,卢布廖夫作为闯入者也被他们定义为异教徒,而那些基督教信徒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扼杀这一种异教,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卢布廖夫就看见了那些骑马的人在追捕多神教的信徒,马尔法一跃入水才逃过了劫难,当她游过卢布廖夫的船只时,似乎再次质问了身为基督徒的卢布廖夫:“为什么要强迫我们信你们的信仰?”而在这个时候,卢布廖夫依然无法回答。一种宗教和另一种宗教的矛盾,必然以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延续到鞑靼人的入侵,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屠杀,“入侵”的1408年,鞑靼人跨过了那条河,他们的铁骑踏上了弗拉基米尔的土地。在这个入侵过程中,大公的弟弟无疑成了罪恶的犹大,正是他称鞑靼人是“兄弟”,甚至带着他们进攻弗拉基米尔都城,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那里的居民被鞑靼人屠杀:有人咒骂鞑靼人,他被绑在了木板上,鞑靼人将滚烫的油泼在他身上,然后拖出去投入到大火中;卢布廖夫的弟子福马在修道院作画时离开了他,而在弗拉基米尔,他也死于鞑靼人的箭下;哀鸿遍野的弗拉基米尔,所有的教堂也被毁于一旦,鞑靼人甚至把绘制在墙上的玛利亚称作“娘们”——这是对宗教的亵渎,而在暴力面前,手无寸铁的俄罗斯人民毫无抵抗力,和一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的暴力一样,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同样是一次毁灭。玛利亚是“娘们”,异教徒只能逃离,魔鬼造的流浪艺人消失了,上帝到底在哪里?在麦地里,卢布廖夫就对格列克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画不出来。我不能这么画,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明白么……我不想吓到人们。”但是,作为闯入者的卢布廖夫,作为见证者的卢布廖夫,作为创作者的卢布廖夫,在对上帝沉默之后,也在寻找着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其实就在现实中,就在苦难的大地上。在“流浪艺人”身上,他看到了不屈乐观的精神,在异教徒身上,他看到了对自由的渴望,而在鞑靼人的入侵中,当鞑靼侵略者企图强暴哑女时,卢布廖夫竟举起斧头杀死了强暴者——当卢布廖夫举起武器杀了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犯了杀人的禁忌,但是在保护弱者保护土地不受侵犯的意义上,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是一个被救赎而复活的俄罗斯人,鞑靼人在攻占了弗拉基米尔时对大公的弟弟说:“没有我们,你们自己也会咬自己。”这是一种讽刺和嘲笑,大公的弟弟就是出卖的犹大,而真正解救这个民族的也只有自己,只有击败钉死耶稣的法利赛人,只有赶走入侵者,沉默的上帝才会开头说话,才会自我救赎。博利斯精心制造的钟终于完成了,终于带来了第一声声响,这是宗教的回归,这是信仰的言说,父辈的秘密已经埋入土中,只有醒来的俄罗斯人才会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博利斯完成了救赎,卢布廖夫也完成了自我命名,当经历了怀疑,当遭受了痛苦,当面对了沉默,卢布廖夫背负起了自己的十字架,更是将一个民族的悲壮和苦难、新生和希望融进了画作中,这是对信仰的虔诚,对普世之爱的执着,对民族苦难的体味,对艺术的敏锐的感知力,就像他曾经对学画的福马所说:“真正的祈祷能让不可见变成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