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玫瑰何以开放

白玫瑰何以开放——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桑克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Weisse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Scholl-Dieletzten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警察对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严格地说，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1982年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为人。2005年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这是唯一不可以原谅的。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彼此一句话不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起伏的心脏，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泪。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维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非没有知音。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译）。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文件遗存，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书，译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200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