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海沉船》：卡梅隆背后的“泰坦尼克号”

文/故城《冰海沉船》（ANighttoRemember）改编自美国著名历史研究专家沃尔特•劳德的同名小说，故事从泰坦尼克号启航前，一直延续到整个沉船事件的善后，真实再现了“巨人殒落”的完整过程。四十年后，好莱坞翻拍这部英国巨制，以恢宏的视觉特技效果和浪漫的古典爱情故事包装，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泰坦尼克号的热议。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一半属于好莱坞电影工业，而另一半当归功于这部《冰海沉船》。因为前者关于灾难场面的描写和历史事件的还原，完全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即便是人物性格、阶级性或涉及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等人文命题，也毫无新意的照搬了后者。不同于《泰坦尼克号》的双线交错的谋篇布局形式，《冰海沉船》按照事件发展时序叙事，强调影片的纪实性和还原历史的功能性。影片看起来规整、平衡，叙事不偏不倚且面面俱到，完全可以归类于巴赞定义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范畴：“得体、均衡、形式和谐、尊重传统、模仿、不出风头、技术和冷静控制观众反应的观念。”在《冰海沉船》的拍摄年代，电影特技还未侵袭电影工业，也不足以支持导演在影片中去制造奇观，因此叙事重心自然落在还原历史事件的始末之中了。影片在开始后13分钟，就用冰山警告电报为故事发展设下了悬念，而后频繁的电报情景更是交代了电报员何以错过重要电报的原因，整个社会的浮躁与自大一览无遗，为影片后半部分的剧情埋下了伏笔。另外，影片通过情节的层层推进，不遗余力地寻找那些细枝末节中所蕴藏的可能性，并让因果逻辑链条中的各个结点逐步显现出来，观众作为旁观者是全知的，也是冷静客观的。而在《泰坦尼克号》中，这些细节均被埋藏于爱情故事的明线之下，巨轮撞冰山的原因已不再是导演需要刻意探究的部分，而关键是如何展现出一个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随之而来的是两部影片在叙事策略方面的差别，《冰海沉船》整片节奏平静舒缓，大都采用固定镜头摄影，叙事过程中也尽量淡化事件中的戏剧成分，采用“罗生门”式多点多角度叙事手法，由点及面，力图完整还原沉船过程的全貌。而《泰坦尼克号》则洋溢着激情、意外和冲突，大量的运动镜头捕捉人、船和事件发展的动态结果，并放大故事本身所包含的不确定因素，观众更多的被人物命运走向牵引，而沉船过程会被放在相对较次要的位置。当然，《冰海沉船》作为一部英国电影，也保持了欧洲电影较注重社会学意义和人文价值的传统，更多地关注各群体、各阶层的生存状态，而并不频繁的介入个人命运情感的脉络走向。如很多时候，导演罗伊•贝克会将镜头对准英国社会的不同层次的个体，如蕾切德爵士夫人、教会的牧师还有底层的制造工人，虽然每个人都掠影匆匆，但整个社会的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尽收眼底。《泰坦尼克号》则吸取了前者对社会贫富差异、阶级意识和巨轮不断下降的场景的细节描绘，但对人性、阶级性的刻画都具有相当的世俗特点和商业元素。《冰海沉船》中所强调的船舱等级或是人物阶层，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错位。身为贵族的蕾切德爵士夫人和女暴发户便是一个例子，前者高贵优雅，后者却总在众人之间炫耀自己的发家史（透着英国式的酸讽），两人在情感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明显的分化，然而在随后的故事进程中诡异的“殊途同归”了（两人上救生船时却表现出相同的阶级优越感），罗伊•贝克这种对阶级关系的透彻看法，被卡梅隆的新作所抛弃。他虽然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场上试图批判阶级文化和偏见（安排了露丝和杰克的爱情），但却通过一种跨阶级的爱情淡化了阶级差别的残酷性，以此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争取文化消费导向的认同。比如，作为上流社会成员的露丝，她内心却不认同自己的贵族身份，不顾母亲和未婚夫的阻挠，甘愿与末等舱的“下等人”杰克相恋，而不像大多数贵族那样，拒绝“自降身价”，拒绝放弃阶级性赋予的优越感。实际上，不论在哪个时代，这些都是阶级性中难以僭越的障碍。由此看来，《泰坦尼克号》要比《冰海沉船》更易讨好大众，也更具消费功能，而后者则站在社会学层面审视人和人的行为，更具反思功能。事实上，西方媒体如此关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还是因为此事件本身蕴含着西方社会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反思。影片伊始的火车上，两对夫妇便对报纸上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起了争论。二副读着报纸上“人类的创举”、“水上之城”，嘴上却讽刺船上配套设施的豪华（典型的口是心非）。而旁边的绅士听不下去了，反问道：“你是外国人吗？难道你不以这艘船为荣吗？”此处所映射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浮夸和急功近利，这是导演为巨轮沉没埋下的第一处伏笔。此后，导演又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滴答的电报声作对比，暗示其它船只的电报是专门用于传输航行信息的，而泰坦尼克号的电报却充斥着富人的调情、吹嘘和浮华做派，这种高姿态对后期临近船只未能出航救援有所暗指。当然，如此的见缝插针在影片中不胜枚举，它们都将矛头指向英国社会的自负，难怪劫后余生的大副，看着眼前的浮尸悻悻的说：“都怪人类太自负，甚至现在，我都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冰海沉船》拍摄于1958年，“马歇尔计划”后的英国早已脱掉了“皇帝的新衣”，那个时代英国社会开始集体反思。工业革命曾造就了“日不落”，但也让英国养尊处优近两百年。一战前，出于对曾经辉煌的念念不忘，泰坦尼克号诞生了。然而，这个工业文明的产物，虽号称“永不沉没的海上堡垒”，却“意外”沉没于第一次远航，它不仅把人类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无情嘲笑了一番，也让迟迟不愿走下圣坛的英国贵族终于承认自身的没落。“泰坦尼克号”与“英国”的同构性也便在于此了。其实，回顾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思想文化的演进，我们会发现影片正处于现代性社会批判走向现代性文化颠覆、现代性遭遇后现代性的文化交割时期，以“理性”和“人道”为基础所构造的现代性面临崩溃瓦解的局面。而泰坦尼克号作为工业革命的象征，它和摩天大楼一样被视作现代性的产物，它的沉没，标志着，现代性这一立足于理性幻想的完美预设，在现实中被无情颠覆了，联想到更早期的电影《金刚》的某些场景（金刚爬到帝国大厦顶为所欲为），我们不难发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电影创作者的巨大影响，而实际上，拍摄泰坦尼克号这类题材，也反映出社会对现代性所构建的乌托邦之意识形态的反省，是文艺界对现代性话语谱系的集体反思。《看电影》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