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谎言——观《我想成为贝壳》有感

一、关于这部电影本身在这样一部敏感的二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导演以不同寻常的视角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形象——清水丰松(中居正广饰)。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一个早已被图解的日本士兵的群体像。无论其成功与否，导演福泽克雄都给了我们关于这场战争的另一种声音。其实在大陆的主流话语之外，这种声音并不稀少，而珍贵的是它试图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来客观描述一场战争，导演没有刻意的丑化任何人，连美国大兵的狱警对死刑犯都充满了人性关怀。但至于有没有刻意美化甚至回避、遮掩什么，这个就要问作者桥本忍先生自己了。清水丰松的生活轨迹改变于那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夜晚，表面上看是一纸征兵书将清水从被抛弃的世界的一隅拉入到这个大时代的舞台当中，事实上在这个大时代中的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时代的影响、躲过命运的车轮。在这里作者还想借此传达“战前的日本是天堂，战争摧毁了无数日本家庭的美好生活，日本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的思想，而这对于拉拢西方观众是非常有力且不可忽视的。之所以每年西方媒体都在各种纪念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肆报道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却鲜见报端，就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二战中轴心国将西方世界从天堂推向了地狱，而中国不过是从十七层地狱下到了十八层而已。面对清水的遭遇，西方人更能从中找到强烈共鸣，从而从开始便将自身代入角色中去体悟导演精心设计的情节，不得不说这是一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饱含深意的用心之笔。接下来漫长的两个小时的大多数时间里，导演将清水和家人分开到两种不同的环境中——间接反映战争的家庭环境与直接描写战争的军营、法庭和监狱。而“人性的美好”和“残酷的现实”这两个重要元素又相互交织在两处场景的各个片段，将电影连缀成一个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情节链。而“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这部电影中导演全程贯彻了这一思想，即将“人性的美好”碾碎在“残酷的现实”里，示例繁多，这里便不一一列举。除了占去整部作品大部分时间的“美好人性”与“残酷现实”的纠葛，这部电影还有很多侧面值得我们讨论。如电影中曾反复出现了一个意象——潮见角。这是清水和房江在绝望时决定开始打拼事业、立下豪言壮语的地方，是清水被压械战争犯的吉普车带走时发誓一定要回来的地方，是清水临终前叙说自己想来世成为一只贝时所遥想的地方……导演反复刻画这一意象，其实是想说明这里讲述的是一个“想要凭借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而不得”的故事。这种命运的未知和不可控性一方面成功雕琢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从受众群体来讲，它强烈冲突着西方人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个人英雄主义”等思想，打破了西方人的底线规则，并以此为突破口使战争控诉找到了新的着力点，使清水丰松这个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原告席、道德的制高点。还有阿丰在当兵复员之后，理发店内关于日本战败的一段对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以价值观来说，日本人与中国人和欧美人非常的不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都要求“君子慎独”，无论是教条繁多、界定清晰的精英价值体系（即君子），还是简单的以“良心观”为行事准绳的民间价值体系，都有着明确的是非善恶观，这也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族长制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而西方人多信仰基督教，原罪说使人们普遍敬畏神灵，这使得相信上帝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关照着自己的西方人在“君子慎独”方面多数情况下做得比中国人还要好，《圣经》的权威性以及“十戒”这样的信条使得西方人的价值体系中也包含着明确的善恶观念。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则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无论一个人生前如何死后都会成佛，因此是非、对错、善恶对于日本人来说从来便不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判断对错，然后心安理得的依附权威。这从电影中表现的对天皇意志的绝对服从便可见一斑。而在中国，皇帝是权力的顶峰，但从来不是公信力的绝对代表，中国自古诤臣贤相无数，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君主的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狂热崇拜。理发店内的那段对话便是作者借彼二人之口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反思，但可悲的是，无论是作品内还是作品外，很多人没有这种反思。或者没有思考到这一层面，或者想到却又对此话题刻意回避。作者在这里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也含蓄地揭露了日本国民性中隐藏的悲哀。二、观影之后的思考看过《我想成为贝壳》后，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思考：清水丰松有罪么？其实导演无疑是想塑造一个无罪、无辜却又被战争无情摧毁的悲剧形象。导演借清水丰松的内心挣扎和对家庭亲情的向往反复冲淡着主人公参与侵略战争的事实原罪，以“一切都是被迫”来消解战争犯的犯罪动机，以审判、量刑荒唐无度来解构战争审判的合法性；以逆境中的勤奋拼搏来树立主人公的高大人格，以效忠天皇报效国家凸显主人公的道德正确，以悲惨结局和不公遭遇博取观众的怜悯同情……最终，导演成功将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写成了临死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将一个普通的日本二等兵从被告席拉上了原告席，对你，对我，对所有二战受害国的人们高声控诉“还我安逸的生活，还我温馨的家庭！你们烧光了我们的家园，你们炮制了无数的不公，高举你们沾满罪恶的双手，我——无罪！”也许此时的你我凭借多年的思想熏陶和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尚且明白这不过是个如金丝鸟笼般精巧别致的谎言，但看过这部电影的美国人、欧洲人、俄国人以及一切对那场战争不甚明晰的人们，他们不会考虑清水丰松这个真实人物是个多么小概率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清水丰松便是日本兵的代表，矢野中将(石阪浩二饰)即是日本军官的化身。曾记得《南方人物周刊》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不想说电影中赞美的人性有多么虚伪，也不想争论电影中展现的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不真实，只能说，《我想成为贝壳》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公关。也许在我们还沉浸在“我想成为一只贝”的伤感情怀中时，桥本忍先生正在窗下细细吟咏着杜工部的那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