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片中提到的“无言馆”：〔转〕我见过伊沢洋

2011年春天，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阳春三月——铁扬艺术展》，日本友人作家、艺术评论家窪岛诚一郎先生专程从日本来北京参加画展开幕式和研讨会。窪岛先生发言风趣，说：人在看画展时，想偷走哪张画，哪张画就是好画。铁扬的许多画我都想偷走。窪岛先生的发言带着无比的友好和真诚，也活跃了研讨会的气氛。两天后我们在他下榻的华侨大厦话别。当时谈到他在日本的事业。而他的事业又联系他所经营的别开生面的“无言馆”。几年前我在日本办展时，曾两次到他的馆内参观，并写下了一篇散文，但散文始终没有寄出发表。这次窪岛先生来北京，我把散文给他看，请他先在日本发表。窪岛先生说，让它在中、日两国同时见读者吧。我说，好吧，我投个稿。在离开日本的两天前，我从东京再次来到信州。我来信州一是为得向老朋友窪岛诚一郎先生告别，二是为了再次到窪岛先生主持的“无言馆”参观。窪岛先生是日本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且是“无言馆”馆主。信州是日本长野县上田市一带的古称。而“无言馆”是窪岛先生主持的一个别开生面的美术馆。这里收藏陈列着二战时日本一些受过美术教育，后来战死在亚洲战场学生的绘画。展壁上除陈列着他们的美术作品外，展柜里还陈列着不少他们的遗物和遗文。当年为搜集这些战殁学生的作品和遗物，窪岛先生花费了8年的时间，足及全日本，付出的辛劳便可想而知了。无言馆突立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上，是一座朴素无华的灰色建筑。右面是著名的前山寺，左面毗邻广阔的千曲川洼地。信州的11月正是枫叶殷红、银杏叶子黄得浸人肺腑的季节，且多小雨。现在四周的风景更为这座小小的美术馆增添了几分色彩浓郁的肃穆。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在日本的十几天中，我两次来到这里，并不是为得研究关注哪位青年的佳作，我是为了馆中那几双朝我注视的眼睛而来。也许是生于1916年、死于1942年的伊沢洋(汉译伊泽洋)，也许是生于1912年、死于1939年的田中角治郎，或者还有一位叫日安高典的青年……他们的目光已经被凝固在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上。其中伊沢洋的目光尤其引我在馆中流连忘返，那目光一次次和我作着“无言”的交流。我之所以能和他的目光作交流，是因为那目光实在没有战争中人失去理智的狰狞，没有因了屠杀而神经兮兮的自鸣得意。那目光中却有几分安静中的平和和几分处事的怯弱，也许还有几分希冀中的抱负，这一切又带着明显的稚气。我熟悉这目光，这种熟悉不是始于窪岛先生的无言馆，而是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那时我尚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连少年都称不上。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份。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支使，日本军人在我的家乡冀中平原，正发动着被称作“五一”扫荡的军事行动。日军所到之处尽是一片不忍目睹的凄惨。这年的正月十五凌晨，日军包围了我的村子。在四面的枪声中我家院子里已拥进了十几个日军。有翻译官命令我的家人走出屋子在院里一排站定。接着翻译官便按名单念出我父亲的名字，显然这次“鬼子进村”，我父亲便是他们搜捕的对象之一。我父亲——一位当地知名爱国人士，当时他正以各种形式参加着抵抗运动。当家人回答说我父亲并不在家时，一双手便揪住了我的粗布棉袄。这双手差不多是把我从家人中提出来的。然后他们命令我面墙站定，便有铁器顶住了我的脊梁，这是“三八”枪的枪口。长大后我懂得了“人质”一词。这时搜捕对象不在，找一个几岁的男孩做人质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我的家中当时就我一个男人。我的几位父辈和几位兄长早已投身于抗日前线。我面朝墙壁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对于我这个人质的发落。这时，日军四散开来，屋内便响起搜索声，随后一股火烟从一间屋子里升腾起来。浓烟和火舌弥漫住院子，房子已被点着。他们也终于有了发落我的最好办法，便是把我扔进大火，这再简单不过。我被倒剪着胳膊提起来，浓烟把我裹住，火舌已经舔到了我的脸。我开始呼叫，希望能躲过这一灭顶之灾。我挣扎着向身后看去，眼前尽是狰狞的目光。不知为什么，只有一人的目光特别，那目光分明有几分安静、几分平和、几分怯弱，或许还有几分同情，它正飘浮在人后。他也踌躇着似乎不愿向前帮助他的同伙把我推向大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街上一个什么声音吸引了正把我扔向火中的日军。他们竟放开我提枪向外跑去，这时后面那双目光才向我移动过来，他踌躇片刻，一步跨到我身边，悄声对我说：“开路。”我迟疑着看他，他又向我的脊背猛击一掌说：“开路。”并向墙外一指。说完才大踏步追他的弟兄去了。出门时又回头朝我看了一眼，还是那种目光：平和、安静、怯弱。我懂日本人说的“开路”便是让我走开的意思。他是让我尽快离开这里，免得他的弟兄再回来继续对我的发落。于是我撒开了腿，像只野猫顺着一棵树爬上房顶，跳过院墙，逃向冬日寂寥的田野。当那伙人再次进入我家寻找我这个人质时，我已不在家中了。60多年过去了，60多年中我不时忆起那双不与他的同伙为伍的目光和他告诉我的“开路”。现在我在窪岛先生的无言馆里才突然醒悟，那不就是属于伊沢洋吗。我相信一位热爱艺术的青年是会有这种目光的。具有这种目光的人是不忍心把一个孩子推向大火的。当我看到伊沢洋所画的全家人肖像时，更使我坚定了信念：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围坐在一个小餐桌前喝茶读报，灯光是那么温暖，一家人的脸是一个赛一个的平和可亲。而伊沢洋自己正站在家人身后完成他的这幅《家庭》欢乐图。这样的家庭需要战争吗？这样的家庭懂得杀戮吗？只有在这个家庭中生活过的人才会向一个面临灭顶之灾的孩子说声“开路”。在无言馆我还注意到伊沢洋的油画箱，遗留在调色板上的颜色排列有序，用过的画箱被擦拭得明亮可鉴。可见，伊沢洋是一个热爱家庭、热爱艺术、对生活充满情趣的青年。但我也读到过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的回忆录，他谈到当兵来中国后，首先要练习杀人。他也被迫用活人做过练习。当他举刀练习时，眼睛开始是闭起来的，后来习惯了这举动眼睛便睁开了。我想，那闭起来的眼睛，便是伊沢洋式的眼睛吧。睁开时便是另一个人了。我不知道后来的伊沢洋君有没有把刀举起，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个受军国主义驱使的军人，也许终归要忘记自己对艺术的情谊和对那个温暖家庭的眷恋，变得不再是自己吧。但我愿伊沢洋的目光永远是凝固在照片上的那副目光。还是60年前，我再次遇到过这双眼睛，那是1942年的酷夏，在我的家乡冀中赵州城的柏林寺内。两天前在县城东南的一个村子，日军和抗日军队打了一场遭遇战，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双方的伤亡在这个县均属空前。战斗结束后，我亲眼目睹了什么叫血流成河：在一个敌我双方拼过刺刀的村口，鲜血灌满了村口的车道沟。那时战死的日军已被横七竖八地装上卡车运回了县城。按惯例，战死的日军都要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回日本。我们县城的古刹柏林寺就是日军的火化场。火化时战死者的尸体被安放在一张铁床上。活着的军士专折下该寺内宋、元年代的古柏树枝做燃料。被点燃的柏树枝在铁床下冒起浓烟，燃起烈火，烟味和肢体燃烧后的气味会传到几华里之外。当地人把此举称作“熰洋兵”。每逢这时便有人围在柏林寺的断墙观看，日军已顾不上墙外围观的人群。那次战役后，柏林寺内自然又要点起烈火“熰洋兵”了。我和两个伙伴，是闻见气味冒着危险前来观看的。我一眼就盯住了一具被摆放在铁床上的尸体，他一只胳膊低垂至地面，头歪在床边，没有闭合的眼睛正好转向我这边。一瞬间我又看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那目光分明又在和我作着交流。现在那目光里除了平和、怯弱分明又增添了无尽的痛苦。它似乎在对我说：你看到了吧，现在被烧的是我，而不是你，我是一个侵略者。我双手扶住柏林寺低矮的断墙，心揪得很紧。我跑开了，一口气跑回到家中。那天寺院中陈列着许多张铁床，烟冒得格外浓烈。我跑着，烟在我身后铺散……离开无言馆时，天又下起细雨，站在馆前向山下看去，红叶在细雨中飘落了许多，地上更殷红了。我用彩色铅笔画下一张速写，雨不时滴在本子上。在细雨中我总听到一个声音：你看到了吧，现在燃烧的不是你，而是我。那声音像来自山那边我的国度，又像来自身后窪岛先生的无言馆。回国后，我仔细翻阅窪岛先生赠我的无言馆画册，研究着伊沢洋的从军经历。原来伊沢洋没有在我家乡驻扎参战的历史。但我却固执地相信，那是窪岛先生在整理战殁学生生平资料时的疏忽，他本是来过我的家乡的，我见过伊沢洋。http://www.qstheory.cn/wh/ly/201202/t20120208_1376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