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长大

《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的导演之一玛嘉·莎塔琵在伊朗长大，这个故事差不多就是她的自传。此时的玛嘉已经三十九岁，在法国安居乐业，创作的漫画不仅畅销还获过不少漫画奖项，本片改编自她的漫画，去年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马上迎接她的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对于同样成长于穆斯林家庭的我来说，影片中的亲切之处却不在于宗教氛围，第一次看无字幕的法语版本时看着那个活灵活现的幼年玛嘉在黑市买“铁娘子”的磁带就想笑，想起高中时在西单买打口带，同样是“非法”的买卖，其中蕴涵的普世的青春期叛逆把戏，玩味出西方音乐中流行的叛逆乐趣，透着少女的可爱，等到有字幕下时再看一遍又是另一种滋味。这个世界的人们、国家、女人共通之处太多了，很多经历都是共通的，革命在记忆中就是幼年时的狂欢，大人们的各种表情、言行在孩子的眼睛里有些很可笑，有些无法理解，无法感同身受，又潜移默化在成长之中。同影片里的小玛嘉一样，一个国家的变化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改革、经济发展，都在我个人的记忆之中，生活的细微之处，印刻出万千图象，其中深入心灵的无所依存没有归属的感觉又是那么相象，同样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长大，幼年时正是本土文化青春蓬勃，外来文化如潮涌来，紧接着是随着社会变迁潮来潮去的文化现象。曾经是小女孩的时候父母好似潮流青年带来各种新玩意，聚会周周有，幼儿园听着大人们搬来的录音机播放着台湾歌曲，看着各种充满新思想和旧传统的动画，穿着香港电影里青年们身上的喇叭裤，到小学时邻里“不良青年”唱起了崔健，大孩子炫耀杰克逊肤色还健康时出的磁带，书店里总有让人新奇的书籍，人们幻想着一个美好自由每天都在更新的外面的世界——西方……回首已成往昔，今天的我和那个坐在飞机场里的伊朗女人一样，停留在那个心里有个机场的时代，也黯然于那个机场的虚幻，护照和签证的实际。共产主义依然是童年时天真而幼稚的幻想，资本主义在经过了青春期后还是那个充斥了物质和自以为是的无聊资本主义，外面的世界如同青春幼稚空有身体欲望的男孩，让简单的少女迅速成为一个懂得妥协而内里坚定独立的女人，又在妥协之后在婚姻中的遭遇里明白童年时梦想的可贵。不同的是，我没有经历过伊朗女孩在机场的来来回回，我始终在开篇的那个机场里，象前苏某个喜剧电影里困于机场的倒霉蛋，现实和内心中的机场重叠于接人的时刻，空有等待，没有玛嘉的机票，没有玛嘉的护照，我的住处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膨胀迁移到远郊，每天都能从窗口看到飞机从天空飞过，没有玛嘉兜转于天空往返于机场的轨迹，没有玛嘉对渐近理想中共产主义世界的找寻，眼瞧着此时的周遭正在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向往下潜于低处的低处内心中的内心，失落愤怒小心地诉诸于键盘连接的网络，沉溺于网络中下载的声光影像传递来外面世界的幻象，碰撞于显示器外充斥了整个房间的现实，幻象逐渐也失去了魅力。离了婚的玛嘉在法国暂时落脚，我还未婚却已经象个老妇对婚恋看得很淡，理想虚无连飘渺都谈不上，心态随着飞速发展的经济迅速成熟，内心却愈发空虚。曾经头脑里也经常在闲暇时跳出漫画式的想象，一些与生活有关无关的联想，简单离谱的构思，逐渐化成乘坐公车时对车窗外实际存在的景观的思索，这些想法都快速滑过视野，直到每天疲倦得坐上车就闭着眼睛睡上一觉等着终点时听到售票员高声报站时再睁开眼睛。电影做为艺术中的一种与我的生活越来越紧密联系起来，也越来越数学化了，镜头要分解开来看，空格键随时暂停暴风影音里的声像，对白在字幕里，资料在百度里，WORD工具控制每篇稿件的字数，越来越不艺术，又要艺术。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这一篇也要设计，要设计得似玛嘉在影片中的构思，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底蕴，没有那份成熟而纯真活泼的心态。同是穆斯林家庭，我的父母更知道共产主义，和玛嘉父母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大逆不道得信仰共产主义不同。我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来源于资料，而不是父母，幼年生活中我对于宗教了解的只有禁忌，没有其他。搜索这个片子的背景资料时我才了解到波斯的细密画，玛嘉意识流的表述透着细密画行云流水的细腻，通透出作者个人，画风中又很机智地运用了表现主义，这个我到是一眼看出来了，对蒙克的《嚎叫》我更熟悉，玛嘉的命运即将与维也纳牵连时路灯扭曲成嚎叫，直到空袭如哥斯拉降临，小玛嘉小小年纪就表现主义起来，现实如同表现主义般夸张，战争中集体倒下的士兵刀枪斜挺看上去象阿拉伯美术字中的一种。玛嘉用女人的机巧将政治历史渗透进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中，保持着天真小女孩的气质，纯真视角，漫画风格中暗含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画面中个人亲历的生活用多角度多视角表现，转述的部分全是平面化的侧面表现，混杂着浪漫想象的部分如同绘画，节奏明快如同阿拉伯美术中图案的线条节奏，黑白表现出伊朗女性的色彩，一个伊朗女性的叛逆在自嘲中解放。ＴＯＭ专稿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