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真探》，刑侦剧如何超越套路

“蛇只有在怀孕的时候才不会蜕皮，因为有了孩子，它想着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就算没有脚也没关系。”当《谎言真探》第二集中，杀死丈夫的周若君说出这句遮遮掩掩的台词时，相信许多观众已经泪崩。《谎言真探》是一部体量很小的刑侦剧，总共16集，只有几个故事（基本时每2集一个故事），但每个故事都如电影般的精致。它该算是本格派呢，还是社会派？《谎言真探》的故事源于生活，其中最催人泪下的部分，恰好与城市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契合；可它的叙事诡计又非常新颖，凭借微表情、测谎仪等“高科技元素”，经常推翻已有结论，构成了随立随扫、层层递进的结构，给观众以强烈的悬疑感。也许，将《谎言真探》归入哪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炫悬念，不卖关子，不装深沉，也不刻意烧脑……与此同时，它融汇了幽默、生活流、高科技、揭示人性等因素，故能左右逢源，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风。怎样把悬疑写得“恰到好处”刑侦剧的风险，在于故弄玄虚。刑侦剧必然要“烧脑”，但常入两种偏颇中，即“为烧脑而烧脑”，或“低水平烧脑”。刑侦剧在类型剧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基本情节只有三种，即密室杀人、失踪之人、失踪之物，想出新，只能在这三种之上变形、叠加，或引入爱情剧、家庭剧等其他类型故事，以冲淡其单调感。《谎言真探》将生活化与高科技感巧妙地结合起来，找到了叙事的“地气”除了戏剧结构天然简单，刑侦剧的人设也比较简单，一般是七种，即：刑侦、罪犯、助手、警察、嫌疑人、知情人、公主或父亲。这七种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互相对立的是英雄与罪犯、嫌疑人与刑侦，其余是互补关系。种种简单，所以刑侦剧一上来，都是好坏分明、任务清楚、结果确定。一般故事流程是：叙述背景—发生罪案—侦查推理—真相大白。在这些“约定俗成”的限制下，刑侦剧易入千人一面、彼此重复的窠臼。想拍出不一样的作品，只好在诡计上多做文章，使其成为一个“设谜—破谜—再设谜—再破谜”的游戏，可谜越深，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就越明显——在生活中，本没有多少谜，绝大多数人类行为不合逻辑，这是生活趣味所在，偏偏这个趣味是刑侦剧的“死穴”。任何一部刑侦剧都不会给“偶然”留下空间，在刑侦剧的世界中，只有必然。在这个故事越讲越复杂的时代，《谎言真探》的妙处在于“恰到好处”的悬疑。那么，什么是“恰到好处”呢？这就要从源头去找答案，我们会发现，刑侦文学的诞生与城市化进程同步。随着人们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个体与环境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失控感。刑侦小说则告诉读者，把握住逻辑，就依然能掌控世界。此外，城市原本就是“理性为王”，现代城市让每个人都对理性有了更高的期望。所以，“恰到好处”的悬疑就是要忠实于城市生活的时间，写出“白领味”“城市味”。刑侦剧应该是城市的镜子，反映城市人的生活，而不是沉浸在小众逻辑套路中，自娱自乐。剧中邢佳栋的表演有血有肉、自然流畅，演绎出一个有正义感、有个性的形象写出城市感，是刑侦剧的责任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谎言真探》与现代城市文化高度契合。一方面，它呈现了城市生活高度不确定、人与人沟通渐少、社会分层等问题。从目前看到的几集《谎言真探》中，几位受害者都是边缘人，因无法融入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中，所以无法保护自己，全靠单打独斗，更容易在时代的潮起潮落受伤害。正如美国牧师钱宁所说：“在大多数大城市中，可以说有两个国家，他们相互之间很少了解，也很少来往，就像生活在不同的土地上一样……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是大城市悲哀的特征之一。”正如前文提到的周若君，她未成年的女儿被变态后夫蹂躏，且拍了不雅视频。周若君想报复，但投鼠忌器，担心视频被公开，毁了女儿的一生。她不得不变成谋杀者，精心做了一个局，可在高科技侦破手段下，这些局很快被揭破。该不该说出实情？世上真有正义吗？为什么要惩罚周若君？如果有别的选择，周若君又何至于此……弱者反抗的失败，构成了这两集最大的悬疑点，而它又是快速发展社会中内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博弈获取答案，可弱者又有多少博弈空间呢？另一方面，《谎言真探》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在一些案例中，犯罪者本身就是受害者，还有一些案例中，犯罪者源于自身的错误，比如富家公子看上女孩，反复追求不得，却突然发现对方是援交女。富家公子较少经历挫折教育，比较任性，一遇挫折，三观彻底崩塌——最终，他开车撞死女孩，却让他公司的员工去顶缸，员工是外地进城的打工者，心理原本就脆弱，在结婚买房的压力下，他铤而走险，结果毁了自己的生活。王薇只出场两集，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体现出好故事的力量，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深入理解《谎言真探》的故事都不是架空的，而是在生活中真实存在。写出城市感是刑侦剧的基本功，因为那是观众们熟悉的生活，他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嫁接在这些角色上，有了主动入戏的可能。引入新诡计，但不依赖它虽然《谎言真探》带有社会派的内容，但它也没有“为社会派而社会派”，而是努力与生活保持距离，以免被它吞噬，这也体现出创作者的专业度——拍一个刑侦包装的社会剧很容易，可从结果看，这种尝试往往两边不讨好：社会剧的观众会质疑：想拍社会剧就直接拍好了，为什么要套上刑侦剧的外衣呢？刑侦剧的观众也会质疑：为什么要加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内容？把整个诡计都搞乱了。《谎言真探》采取了一个聪明的手段——高科技。用大家不太熟悉的微表情、测谎仪实现陌生化，而越陌生，诡计的空间就越大，越容易带节奏。从专业研究看，2012年之前，关于微表情的专业研究论文寥寥无几，随着AI技术发展，微表情开始受重视，因为较容易数据化，为AI替代人工、提高审讯效率创造了可能。不过，从具体实验看，只有21.95%的受试者有微表情反应，而能做出全部微表情的受试者仅2%。那么，微表情是否就意味着撒谎，怎样的谎言才能引发微表情？目前专业研究者也还没达成共识。《谎言真探》将这一前沿科技引入进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在具体使用中，《谎言真探》的表现也很突出，比如在审讯教授女儿时，虽然最后认定对方在说谎，但在审讯过程中，女儿一直没有崩溃。这符合微表情研究目前的水准——如果被审讯者自信心强，已熟练背下标准答案，则很难判断他是否在说谎。这场戏的魅力在故事在审讯室外，通过审讯室内的测谎、微表情观察、讯问，追寻的其实是审讯室外，惨案背后的悲剧，内外共振，堪称是刑侦剧难得的经典桥段至于测谎仪，自1921年被发明后，很快便在刑侦剧中出现，傻瓜都知道，它无法作为证据，只有极端外行才觉得这个很新颖。《谎言真探》中将测谎仪与微表情结合，形成了高科技感。微表情、测谎仪的引入，在场景带来挑战——无非是几台电脑、几段测试波浪线，拍出来既单调又不好看，但可以用它们为由头，推动证据链的发展，这就要靠台词来补戏，《谎言真探》则大开大合，每段审讯时间都很短，只呈现关键交锋。引入新诡计，却不过分依赖它，保证了全剧的节奏。在多元时代，如何建立道德高度《谎言真探》不是完全的本格派，也不是完全的社会派，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赋予角色道德高度。影视创作与人类的道德敏感息息相关，好作品必须在道德上有合法性——如果正面角色杀人，必然要用相当篇幅表现反角“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会浪费颇多笔墨，且有较强的人为斧凿痕迹。《谎言真探》突破了传统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剧中大多数罪犯本是普通人，在生活的拨弄下，加上个人修为不足，办下错事。比如帮周若君杀夫的老同学，本是出于同情，而这份同情源自创业失败、生活一落千丈，他因而少了轻狂，多了悲悯。可周若君的丈夫死后，不雅视频也丢失了，老同学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几次回到杀人现场，试图找到那些视频，而买下这套房子的普通人却贪图专业照相机（可摄像）的“外财”，刻意隐匿真相……太多“平庸的恶”，给彼此带来寒冷，这寒冷又会激起新一轮人性恶，冤冤相报，永无止期。于是，《谎言真探》找到了自己道德立脚点——悲悯。这悲悯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坚信人间正义，“抬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在周若君案中，女主角凌然(余男饰)（余男饰）在当事人已放弃的前提下，继续探求真相，她在法庭上，对周若君的老同学说：“刑满了，就娶她（指周若君）吧。”标出了人性的温度。另一方面，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也不是一切以有用为准则，女主角凌然始终站在弱者的一边，不论是无奈自杀的小保姆，还是替富家公子顶缸的打工仔，乃至不得不杀夫的周若君，从而在多元、复杂的犯罪者中，找到了道德立场：法律应站在鸡蛋一边，不能站在墙的一边。城市生活最美好之处，在于它是人性的舞台，但每个舞者都有伤痕、都有疲惫，唯有更大的宽容与适应，才能与之匹配，换言之，在今天，除了善善恶恶，悲悯可能是更重要的营养，《谎言真探》将它呈现出来，是迈出了有里程碑意味的一步。本文版权归作者唐山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