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我們都活在疏離之中

自2002年易智言的《藍色大門》成功引發熱潮後，台灣的青春電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受創作者和觀眾重視的程度，甚至可將之視為台灣電影的一大標記，由此亦孕育不少極富潛力的新進導演和新生代演員。在這股浪潮中，《共犯》或許是較為特異的存在，是以張榮吉導演曾稱「這部片呈現的是一些比較沒有出現的聲音」。所謂的青春電影多以青少年的成長經歷和校園生活為故事主軸，《共犯》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在片中亦佔有不少篇幅。如同與劇中角色有所連結的名著《異鄉人》（LÉtranger）以死亡貫穿首尾，《共犯》的開場、故事中段，以至於結尾皆與死亡相關，彷彿意在確立死亡之於生命的必然性。青春的意象總與活躍、恣意且放肆的生命力畫上等號，象徵衰弱、消逝的死亡理應被排除在外，然而《共犯》卻以死亡──而且是青春之死來揭開序幕，展現出生命的荒謬性。有趣的是，《共犯》一方面重視死亡，另一方面卻又鄙視死亡。夏薇喬（姚愛寗飾）墜樓身亡後，輔導老師（柯佳嬿飾）一句：「你知道人死了會怎樣嗎？不會怎樣。」不僅瞬間讓死亡顯得無足輕重，更將人之存在無意義化。因此當班上意圖以黃絲帶悼念薇喬時，同學們仍舊嘻嘻哈哈，彷彿她的存在與否與己無關，絲毫不影響世界的運行。諷刺的是，薇喬在母親（李烈飾）心中的存在同樣輕得可以。電影通篇不見兩人的接觸，甚至始終身處兩個不同的空間（房間／客廳、生／死），完全沒見到面；替薇喬辦妥後事後，夏母隨即前往國外工作，直到電影結束都未曾回到兩人曾共同生活的那個家裡。如若荒謬的感覺迸發自差異，那麼夏母和薇喬這對母女的關係無疑反映出人與人之間最大的荒謬。人與人之間常存在著一種難以跨越的阻隔，夏母和薇喬理應是血濃於水的至親關係，卻也呈現疏離之感，兩人的距離看似親近，實則遙遠，彼此互為異鄉人。夏母向全然不相識的黃立淮（巫建和飾）等人探尋女兒內心的煩惱，即是對這段關係最大的嘲諷。疏離，是片中所有人際關係的最佳註解。每個人都看似和其他人有所互動（就連被霸凌，也稱得上一種互動模式），卻難掩其孤立性。「我覺得青少年有些時候是寂寞的，我指的『寂寞』並非真的沒有朋友，『寂寞』有很多層次。」張榮吉如是說。於是，他們渴望接觸、渴望碰撞、渴望一切形式的連結──人與人之間，甚或是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網路遂成為最簡便的橋樑，任何人都能藉此和他人搭上關係。在墜樓事件和溺斃事件過後，網路空間皆掀起一股討論熱潮，平素毫無干係的人在此找到共同連結，狀似熱絡親暱的關係根本是建立在虛空的疏離之上，原來謬境在人類生存的空間是無處不在。然而正如同卡繆（AlbertCamus，1913-1960）在《異鄉人》後半段描述的法庭審理戲，這些萌生自虛假的謊言一旦脫口而出，就會成為不可動搖的真實。原本存在感低落的薇喬，在「聽說」的形塑下，其人和生命雖逐漸分離，卻也變得格外清晰、立體，我們（觀眾）就像葉一凱（鄭開元飾）和林永群（鄧育凱飾）一樣，得以在腦海中構築出一個完整的夏薇喬。「只要大家都相信，就會是真的。」立淮說道。倘若如此，那麼是真是假又如何？換句話說，外界給予的標籤即代表我們，而真實的我們是誰根本一點都不重要。張榮吉曾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面，習慣一開始面對人的時候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來，不管是不是防備或武裝，但真實上卻是會有某種程度的落差，甚至完全相反。」這就是真正的我與認知的我之間的差別。所以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永群喜歡和孤僻的立淮、壞學生一凱相處，因為在他們面前不用當「好學生」；這也是為什麼在溺水事件後永群會如此煎熬，因為他發現那個包裝在「好學生」外衣之下，懦弱、自私且負面的自己。別忘了，對於自己，我們永遠是陌生人。永群的煎熬，換個角度來看，恰好反映出青少年對自我身份認知的迷惘。青春期接軌著小孩與大人，過渡了純真與虛偽，調節欲望與制約，在這段過程裡必然產生掙扎和痛苦，尤其是在面對成人社會所制定的角色模式與傳統秩序時更是如此。好學生的形象在學校（社會的翻版）是絕佳的保護色，是故永群或許不喜歡，卻也不願完全褪去，只能偷偷和一凱見面，維持「好學生」的完整性。只是真實的自己卻非如此，使得他必須面對內心的衝突，兩者能否兼容並存，是他在成長之路必經的考驗。如同多數青春電影總希望在結尾讓劇中角色獲得療癒與救贖，電影末尾，主角們在混濁的湖水中翻滾，釋放出累積的壓抑與憂鬱之後，雨過天晴的彩虹和暖陽終將撫慰受傷的靈魂（就連夏母和薇喬都同樣透過某種形式獲得救贖）。不過《共犯》畢竟不是甜膩的童話，當立淮等人走過正在播報墜樓事件新聞的電視時，依然揭示出我們與他人／社會之間必然存在的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