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你必须靠自己

如果人到中年，膝下无子，而有五个女儿，你会怎么做？把她们嫁了——这是简·奥斯丁笔下班内特夫人的答案。婚姻、家庭，丈夫、孩子，似乎从来都是女人的宿命，也为她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女性地位的普遍改善和社会对两性角色刻板印象的改变，在当今最开明、开放的国家里，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2013年，《傲慢与偏见》出版整整两个世纪，土耳其导演丹尼兹·甘姆泽·埃尔顾文也在筹拍她的第一部长片，这便是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中的《野马》。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语言文化，同样的五个女孩；如果我们问家长如上的同样一个问题，答案也是相同的：“把她们嫁出去”也是一个现代土耳其保守家庭的唯一选择。故事开始于乡村学校某学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暑假第一天——每个人青少年时代最开心的时候。而影片却以哭泣开场，五姐妹中最小的拉莱含泪挥别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因为学期一结束老师就要搬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去。回家的路上，姐妹们决定步行，途经夏日迷人的海滩，又与几位男生和衣下水打闹。回家后一切情转直下，有邻人看到了海滩上的一幕并向祖母告状，五个女孩被逐一教训。拉莱带领姐姐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五姐妹自小失去父母，在一个大家庭中由奶奶和叔叔抚养长大。经历这件事后，家人决定终止女孩们的学业，将她们禁足在家，教她们怎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故事在压抑与抗争中循环往复，但姐妹们的归宿则逐一落定，展现了代办婚姻下的典型情况：大姐幸运地嫁给了自己的爱人，二姐嫁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提亲者，老三自杀。只有拉莱意识到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开始偷偷学开车、与外界建立联系，最终大闹四姐的婚礼，两人一起逃到了伊斯坦布尔。生于土耳其的埃尔顾文毕业于法国极负盛名的电影学院LaFémis，《野马》中的镜头无不带着法国学院派对唯美影像执着的追求。但是，用这样的美来讲述一个严肃、压抑甚至是伤感的故事，这合适吗？导演说，影片的美学和叙事直接受到帕索里尼《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影响，用一种疏离的姿态描述最骇人的现实。这种疏离给观者造成很大不适，影像之美与情节之哀的反差产生让人眩晕的荒诞感，它撼动人们的审美稳定，逼迫（而非邀请）我们反思。埃尔顾文的这部长片处女作在内容上虽然撼人，但结构上却是规规矩矩的学生论文，只要细读便可在开始的几幕中找到贯穿始终的全部线索。影片开头拉莱在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暑假第一天）哭泣，这种“本应”与情节的矛盾在全片中不断复现：五个女孩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头脑，本应像自由的小野马一样快乐、奔放，却被礼教和传统的束缚圈在了家的牢笼中。另一个线索是老师，作为一个现代的、解放的女性形象，她显然是学生的榜样，而她要搬去的伊斯坦布尔更是女孩心中的灯塔。拉莱在片中无数次问人，既然这个小村如此封闭保守，为什么不去伊斯坦布尔呢。“远”是她每一次得到的答案，好像在说自由是如此遥不可及，逃脱命运的机会虚无缥缈。而拉莱最后的大逃亡便是导演对自由之遥远的一个回应：女孩，你必须靠自己，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没有人会怜悯你，因为即便是最亲的奶奶、叔叔，也是思想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人，他们的“为你好”实际上与你毫不相干。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吃人的旧伦理贴上“好”标签的模式中，于是便也想不断复制这种模式。拉莱必须武装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学会开车、学会与人交流、学会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说到“学”，教育是解决女性地位的根本手段，这是埃尔顾文在片中毫不遮掩的一条信息，也是她在采访中一再强调的观点甚至是信念。于是在片尾，拉莱带着姐姐跑到伊斯坦布尔后，直接找到了曾经的女老师。知识女性不仅是女主人公的榜样，更是女导演给出的一个隐喻，她是现代女性自食其力、掌握自己命运的象征。与很多处女作一样，《野马》也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影片开头女孩们因在海滩上与男生纯洁的嬉戏而受到惩罚便完全出自个人经历。不同的是，当年的埃尔顾文并没有像拉莱一样反抗，而是默默承受。她的愤怒与不平是后来产生的，于是她想拍一部电影，把一见到男女相处就疑神疑鬼的妄想症式的保守主义打个粉碎。但很快她和我们都意识到，没有任何事物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女孩自己。那个战胜了保守礼教的女孩，不是戛纳座上宾的导演埃尔顾文，而是当年在巴黎埋头苦读的电影学院学生丹尼兹。（刊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7月17日，有删改。）个人微信公号PostCoitum本文版权归作者豆友3011868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