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的文明与孤独的异乡人
来源:噗噗影视 责任编辑: 更新时间:2022-10-28 03:13:01人气:0
全球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的当下,各国导演纷纷转向台前,记录下历史流变的光景。近年来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更是频现政治性影片的身影。不同于主竞赛侧重对艺术含金量的表彰,前者如其名讳,目的更多在于唤起公众对重大议题和现象的关注。在这些依附于现实蓝本的影像生产中,政治元素或作为一种宏观明确的指涉,或以间接而隐秘,却同样给人开阔思考的方式嵌入。2018过半之时,著名电影网站TheFilmStage评出了上半年31部最佳电影,其中入围去年70届戛纳“一种关注”的德国片《西部》,便属于在狭小格局下构建政治话语的代表。单看片名,很难为其找到某个准确的落点,观众只能隐约在头脑中构建出一隅人迹罕至、文明萧条的地带,荒凉感扑面而来。故事发生在保加利亚与希腊接壤的某个村落,而片名中模糊的方位信息,则指向了一支来此建设水电站的德国施工队,他们象征着西欧国家先进的技术发明,与之相对的是包含在这种资本扩张下的另重投影,也即在全球政治棋盘上处于边缘的保加利亚。这个人口急剧缩减的巴尔干小国,虽被美誉为“上帝的后花园”,却无力改写国内常年动乱、经济凋敝落后的事实。在对地缘政治的关照上,德国导演瓦莱斯卡·格里巴赫选取了一种微妙而颇富趣味的视角,切入两国存在于语言、历史、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撞。观众跟随德国工人们外来者的身份闯入保加利亚边境,一个远离现代纷争,同时也是见证历史余波翻卷的地方。这群西部民工的到来,恰巧对应于当今主流想象中经济强国对欠发达地区的扶助,而与这种光明愿景相割裂的,是当地人紧绷对抗的神经,和语言造成的交流障碍。《托尼•厄德曼》(2016)值得一提的是,前年口碑大爆的主竞赛热门《托尼·厄德曼》的导演玛伦·阿德,也是《西部》的制片人之一。前者亦生动描绘了德国人在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的生存处境,和其荒诞不经的喜剧感相比,《西部》始终积攒着一股静默的戏剧张力,技术上对取景地气氛的捕捉,包括大量自然光、环境声铺垫和粗粝的纪实感,与剧作中封闭的地理/文化特征相映衬,揭示了人物在这种封闭环境下情感立场的固化,及从中渗出的阴冷敌意。在男主角Meinhard身上,这种隔阂被刻画得尤令人怅然。身为施工队中最年长的人之一,他的寡言和敏感格外醒目,也与其接近当地居民,融入社区的积极尝试相匹。和商户Adrian结下的友谊似乎是对这种质朴真诚的热情回应,让观众看到了冲破语言和地域藩篱的可能。但在人们调侃他为Adrian身边的保镖时,新的危机又出现了。这个玩笑般的绰号既暗示着人物身份的过渡和转换——当施工队以局外人的姿态来到异邦,在陌生的领土上,他们不得不面临自身主体性的消解和身份迷失,遭受地位滑落带来的冲击。同时又影射了主角退伍军人的身份,有关国家和政治矛盾的探讨便在这时浮现出来。我们可以将Meinhard视为饱受战后创伤打击的典型人物,他那憔悴松垮的面容,标记着20世纪以来几次大型战争带给人类的戕害。至于记忆中血腥弥漫的情节,他甚少提及,只是在伊战前线的见闻加深了他对丛林法则的笃定。“人们要么主动捕食,要么被吃掉。”他语气平静地告诉Adrian,对于这个弱肉强食、成员相互索取利用的社会,他是悲观和心存戒备的,但置身化外之地的孤独清冷,依旧持续激发出他对情感交际的本能需求。海报上那匹飞奔的白马,在片中作为Adrian送给Meinhard的礼物,仿佛超现实般的诗意图腾,也是一种特殊的古典符号。马是温驯而通灵性的,相对于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人与动物间的羁绊往往更具感染力,透过这种深厚的情感,观众得以窥见人物内在强烈的孤独感与对建立联结的渴求。在德国,老兵境遇往往是悲惨的,主流社会的漠视和驱逐让他们蜷在底层,只能等待凋零。而在异国村庄,他同样面临着人们怀疑的注视,甚至连出门买烟都很困难。贫乏的单字和手语无法实现真正交流,反而让他对眼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不断产生乐观的误解。《方向》(2017)出于历史遗留的混乱局面,不少保加利亚人对战争深恶痛绝,这让人想到去年同样入围“一种关注”的保加利亚电影《方向》,后冷战时代下的信仰危机,在夜色包围的街头被一幕幕放大、衔接起来,指向对道德崩塌的全景式扫描。与之相比,《西部》更像是视点精准的心理寓言,围绕Meinhard这个矛盾复杂的形象,和他与村民之间飘忽的距离感,含蓄映照出人们对待战争和这群外来人的消极态度。作为片中Meinhard的对立人物,工头Vincent无疑更符合“闯入者”这一形象的原始设定。他举止轻浮,自大傲慢,因在河中骚扰女性而将村民激怒,给整支施工队带来麻烦。为了解决营地水源不足的问题,擅自切断村庄供水,还在跌下马背后畏缩而逃,将奄奄一息的白马留在原地。所有这些野蛮行径,都与前者敦厚老实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观众将更多同情和美好祈愿放在退伍军人身上。《过客》(1975)然而再善良的品性也无法扭转现实的悖谬。从Meinhard亲手端起枪终结了那匹马的生命开始,对寻求信任和归属感的期望便开始走向破灭。我们最终发现,他成为了彻底流落的异乡人,试图从记忆深处逃离的同时,却和现实渐行渐远。正如导演在采访中提起那部影响她创作的电影——安东尼奥尼的《过客》,两部影片都捡拾起了文明边界有关自我探寻和认同的命题。在《过客》中,意欲斩断社会属性来重获自由的杰克·尼科尔森,将身份证物丢弃,却走不出自身存在的迷雾,正是从这样茫然无望的挣扎中,流淌出了一种深层的哲学追问。“你在这儿要找什么?”影片结尾,当一群目击Meinhard和当地女人交好,因而愤懑不满的男村民对他施以拳脚后,Adrian这样关切问道。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在这个包含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面向的故事中,并不存在限定的行为对象。或者说,男主角作为东西部相遇的缩影,为我们展示的正是在充满歧见和疏离的时空下,和谐融洽的人际交流多么迟滞而无望。当所有对话沟通的尝试化为泡影,被焦虑裹挟的个体又当归于何处?导演没有正面回答,她让Meinhard转身回到派对狂欢的人群中,随舞曲笨拙扭动,在汗液和气息的混杂间,踏上了另一片陌生而寂寥的虚无。本文版权归作者仲夏之门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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