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拷问

“我的生活和创作是这样一种关系……”“可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创作了。”“我的生活就是一种创作啊！”15年前，他还是个眼里藏着光的少年，去一趟医院都会考虑配什么颜色的包，带上喜欢的漫画书和walkman。他面对镜头时会不甘只做一个被动的纪录片的被拍摄者，而是会试图打破拍摄的节奏，时常冒出些突发奇想的点子。可是多年前少年的锐气，早已被生活磨平。当他收到曾经最爱的歌手的CD，也只是强装开心地看了一眼，包装都没拆，就放在了桌上。杂乱的屋子里，随处乱扔的书报杂志，都早已落满灰尘。他现在的生活里，只有酒罢。只有酒能麻醉自己。他就这么活着，就像一只蜗牛，蜷缩在自己的壳里。如果没有人打扰，他或许会这么活一辈子。可是，偏偏有这样一个魔鬼来敲门，用摄像机这面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现在活着是什么样子。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看着影片中回放的《高速公路》里的片段，看着吴耀东导演的样子，一年前的八月那场放映活动的场景又在脑中重现。那时还在做瓢虫放映，那是我做瓢虫的时候唯一一次导演到场交流的放映。本来不擅社交的我几乎倾尽全力做那场活动却被某个观众挑刺说我们活动做得各种不好，弄得我一边陪导演吃饭一边忍不住哭鼻子。也正是那次放映吐槽找到机会和吴耀东导演约到了片，但（武汉）瓢虫在那场之后就名存实亡了。我是一个一挫即败的人，那次之后就不再对组织放映有热情。这几年，我也是缩在自己的壳里，过着苟延残喘行尸走肉的生活。没有作品，也没赚到钱，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我最害怕的，是有人来提醒我，对我说，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我看了真的是心如刀割。如果知道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伤害，那么为什么要拍？为什么要把一个人逼到如此境地？你看，你现在用的是最新款的手机，配的是多么高端的摄像机，你现在是大导演，而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当年我可以在镜头面前随心所欲地打飞机，而现在，我却连摘下墨镜的勇气都没有。这部片子，是导演对Tom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Tom是想逃避的，他说，“我不太想接触你。”可是导演说，“我拿这个东西（摄像机）逼你很爽，拍你这个死样子。”他说，“你知道我赶不走的，我还来。我还来，找（你）。”我看到的是自己，是另一个自己，我一直想逃避不想面对的那个人，或者可以称之为“灵魂”的那个家伙，它在凝视着我。我想丢掉它，过简单平凡幸福的生活，但我知道它是赶不走的，它会永远伴随我，永远折磨我，我会一直对它心怀愧意，直到我死。在拍摄手法上，确实比15年前的片子好太多。加入情景设想、朋友采访、旧景回放、信件照片、风景环境等等，创作语言丰富了很多，让我想起《艺术民工》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差别。这不仅仅是记录这个人物15年的变化，也是记录“纪录片”这15年的发展，也是记录导演这15年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看到导演的坦诚，没有几个导演可以做到这样。他扪心自问，我拍这个片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虚荣，还是创作的激动？这和被拍摄者有什么关联？我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他在揭别人的疮疤的同时，自己也面临着痛苦和挣扎。他可以放弃，他可以逃避这问题，但是他没有，或许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拍15年后的Tom，但是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Tom在拍摄过程中就去世了，一方面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另一方面这个事实却又为这部纪录片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拍这部片对导演来说必定也是一种内心的折磨。一句晚安，却是永别。最后，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独放找吴耀东导演邀到这部片在武汉做放映，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局。发自内心的感谢。本文版权归作者Jes-clear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