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了，白兰度先生

　　应当感谢二十世纪后半叶家用摄录设备在美国的普及和流行，让人们能够在今日观赏到《马龙，听我说》这样的纪录片——“马龙·白兰度一生中录制了许多个小时的私人录音，直到现在才首次曝光。”是这部作品的卷首语，也是它的所有。　　如白兰度先生所担心的一样，数字化技术很快成为电影的现实。《速度与激情7》对过世演员的银幕再现，或许意味着传统表演的寿终正寝，可复制的面孔和表情，将取代皮囊之下的真实情感。而信息的碎片化造成的纪录与传播方式演变，让大量无意义素材脱离私人范畴，成为悬浮在云端难以筛选和辨别的日常冗余。　　这或许昭示着，凭借他的私人录音，经由画面的配合剪辑组接而成的《马龙，听我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不夹杂任何其他人物采访，裹挟着对上世纪手工作坊式表演制作的缅怀，剥离了带有社交意欲企图的独家视听记载，可能是一种只会出现于这个时代的人物纪录片。　　让故去的人复活重生，给时间涂上香料使其不朽，是电影的魅力所在。《马龙，听我说》为白兰度还魂，依靠的是对偶像生前的记忆。1972年《教父》上演时，人们才发现《码头风云》里的不羁青年已是这样老了。马龙·白兰度一生两次事业大起，以及其间岁月的暗淡与焦虑，为这部纪录片构筑了张弛有度的先天结构。　　并非广告宣传的明星纪录片好看的地方在于，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中找到某种对应或反差。2015年同样收获好评的人物纪录片——主角同样已故，而私人录像同样成为叙事的必备以及观看的焦点——《艾米》和《科特·柯本：烦恼的蒙太奇》都将其人作品作为生活情感的反射结果。马龙·白兰度1950年从影，历经半个世纪，从方法派初创到新好莱坞来临，几乎见证了大半部美国电影史。　　“外界当然会把我跟角色联想在一起，他们很难相信我不会在地上吃东西，或是我不会光脚在街上跑，我很难说服外界我并不是这样。”“我跟斯坦利·科瓦尔斯基一点都不像，我其实很讨厌那种人。我非常讨厌那个角色，无法跟他产生共鸣。”只有听到这种解释，一位明星于虚构的影视作品、曝光的公众社交、隐秘的家庭个人等场合的多重人格才得以被还原展现。　　事实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但生命的轨迹始终是线性。年迈的维托·唐·科莱昂倒在阳光灿烂的儿童笑语中，成为上一代影人的某种隐喻；《现代启示录》越南潮湿的森林明暗间，则更是道破了他一生的关键词：恐惧。　　白兰度从来是位反好莱坞的叛逆者，早期厌烦黄金时代陈旧的表演方式，中期麻木于机械化的制作模式，晚期与强势的导演合作不快。浮华的名利无法为他带来真正的满足，而强硬的态度并不能掩饰白兰度孩童时代起因家庭原因形成的自卑。　　贯穿其一生的自卑是恐惧的来源，恐惧人们为利益损耗自然，恐惧人们被虚拟遮蔽真实，归根结底都是对自身存在的质疑。白兰度的录音感悟多于叙事，“马龙，听我说”亦是他对自我的告解。他所期待的是不重蹈包括父亲和同行等前人的覆辙，却无可避免地在漩涡急流中难退。原住民为他上台领奖致辞，正如大溪地成为白兰度的精神寄托，只有回归自然和虚无，才能厘清紊乱的秩序。　　“你听到大溪地人的歌声，从远处传来的笑声。太阳刚刚下山，一颗星星出现，夜空的第一颗星星，和平与爱。我看着一望无际，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夜晚，我心想：‘老天，我一点都不重要，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或者任何人做的事情，都没有比我身下的沙粒更重要。’”　　在空空的房间，屏幕上虚拟的头像在讲话，废弃的录音带被打包，这是片中历史资料以外唯一的一个场景。正如胶片会褪色，而数字技术将复制你我，《马龙，听我说》在退场前，端详着最后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