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秀》：常态生活中的诗意消解？

曾经和友人就池莉小说版的《生活秀》做过一番探讨。我的意思整体对这些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家评价并不高。生活本身已经世俗不尽、龌龊不堪，我们无法看到生活本身亮丽的一面，这个时候阅读小说的行为就是渴望提升生活的一种美好心情。用句比较专业的话说，渴望在阅读中得到一种审美救赎的可能，能够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但是作为那些“新写实主义”的作家用自己建构的小说世界还原为生活常态本身的做法同时粉碎了读者阅读的预先期待视野。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都想有些希望，也许这些对生活将来的未知的希望不可能达到，但是不可否认有生活的希望，对常态生活中寄予一种理想的诗意是能维持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但是“新写实主义”的作家的写作，或者具体到我将要谈到的《生活秀》中已经将这种“诗意”作为了一种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对小说版的《生活秀》并不看好。但是我下面要说的是电影版的《生活秀》，第五代导演中比较年轻的霍建起导演，陶红、陶泽如主演。其实如果仔细的观摩过霍建起的影片，尤其是那部《那山那人那狗》的话，会有一种错觉，虽然他的确和张艺谋、陈凯歌等同属一届，但是他的电影风格更近似于第四代的中国导演的风格。他不钟情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不注重民族史诗风格的大制作，反而一直倾向于回归自然和古典，回归传统与生活，注重在平常人身上挖掘人性中如涓涓细流的美善，在用无声的镜头的全知叙事中，他好像讲述着我们这个日益疲软的常态生活中一抹的亮色，一丝的温馨，和那怕一点点对自己青春的自恋和回味。在《那山那人那狗》中，完全看不到现代机器文明对深山中人性的侵袭，那个邮差和他的儿子，也许是现代文明入侵的唯一证明，但是他们又是作为深山中人家联系外界的主线而存在的，从电影中看，那对父子与其说是外界现代文明的代表者倒不如说是深山中古典文明的传播者。他们善良、温暖、待人如此的亲近，互相扶持度过难关。他们身上的品质与其说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不如说深山中那些固守自己古老的家园的人的延续。那些大段大段深山中如画如缎，如绿如翠，空灵而悠远的画面，是霍建起用电影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现代机器文明入侵生活之后仍然有诗意的生活存在的可能。这种看似固执的电影语言无疑是霍建起对生活以及现代文明的一种态度。但是在根据池莉同名小说改编的《生活秀》中，这种对对“诗意生活”的固执已经开始不确定了。一位导演对一部小说的改编无疑是有自己感情倾向的选择，比如说为什么他选择改编把生活描述的如此真实残酷的《生活秀》而不是其他的比较唯美的理想主义的小说，无疑可以说明他的感情思考已经开始转向了。而这种由注重诗意的描写到注重现实常态的变化就是用《生活秀》这部电影来进行诠释的。电影文本无疑是不可能完全涵盖原来的小说文本，导演以及编剧——编剧也是霍建起——的对某一情节的选择就是导演的观点。《生活秀》中主要截取的是来双扬和卓雄州之间的爱情作为主线，另外穿插来双久的吸毒与堕落、来双扬为了要回自己家的老房子处心积虑以及吉庆街面临被拆等等方面。另外，对陶红饰演来双扬，以及陶泽如饰演卓雄州，无疑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地方。刚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始终无法认同由陶红饰演来双扬这个角色。陶红身上有一种过于华丽的气质，虽然不用浓彩艳抹，但是过于艳丽的气质总觉得和吉庆街那种喧嚣的、世俗的、小市民式的生活质地格格不入。但是等我完整的看完后越来越发现，霍建起对陶红这个人物的挑选的确是不二人选。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中，来双扬都是吉庆街的一道风景，一个亮点，一种情调。当来双扬坐在自己的鸭脖店前面的小摊前，优雅的点上一支烟，无声的注视着她前面的街道中来来往往喧嚣不断的人群的时候，你会发现陶红饰演的来双扬的那种让人无比沉迷、诱惑的气质仿佛与生活无关，与吉庆街的喧闹无关。霍建起用陶红的艳丽夺人的气质，与吉庆街的格格不入说明了来双扬身上的一种诗意的可能。这种诗意的延续无疑是霍建起自己的风格的延续，但是也提供了一种诗意的救赎的可能。但是这种面对常态生活的诗意救赎无疑在开始就交代的来双扬最疼爱的兄弟来双久因吸毒进入戒毒所这样的一个事件中透露出一丝绝望的信息。从她与卓雄州的交往也是如此，也许他们相爱还不如一直远远的观望好。卓雄州每天晚上都来买来双扬的鸭脖，几年如一日，除此之外就是坐在远远的单桌上注视着来双扬忙碌着。在卓雄州的眼中，来双扬就是吉庆街的全部风景，是吉庆街的全部诱惑之处。但是有些风景注定是只能远远的观赏的，当一旦开始亲近的时候，风景的全部诗意就开始破碎。来双扬无疑在卓雄州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也就是说，她渴望这个男人能够救赎她。但是，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来双扬作为诗意的坚守，在她和卓雄州一夜欢愉卓雄州的一句“女人，有人对她好就非要嫁给他”之后已经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了。电影当中的那场来双扬和卓雄州在雨中厮打的戏中，来双扬最终在倾盆的大雨中无力的跌倒在泥沼中的镜头是最最诗意的，但是同时也是最残酷的一个镜头，因为霍建起用这个无声的镜头无力的告诉我们，诗意的救赎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最后一个镜头中，来双扬还是坐在自己的久久酒家的前面，手中有一支烟，她一直在等待有个人给她点烟。一个画家看到了这个风华绝代的女人，他给她点上了烟的同时要求给来双扬画像。最后，画家离去的时候问，明天还想过来画像，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来双扬凄美的一笑说，我会一直都在，每天都在。她虽然还在，但她已经不是以前的来双扬了，她内心的诗意已经死去，还在的不过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挣扎着活下去的生活常态。如果说小说版的《生活秀》是揭露或者披露我们残酷现实的生活常态，而在电影版中，霍建起则把重心放在了一种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从诗意的救赎到诗意的消解，这种生活常态的幻灭过程无疑是现代的机器文明积压之下人类越来越缩小的生活空间的证明。电影中，我们得知的最后一个信息就是吉庆街马上就要拆迁了，那个时候，来双扬作为吉庆街的风景已经也不存在了。这种现代机器文明对生活的无孔不入的侵袭是常态生活中诗意消解的原因。能用摄像机挖掘到这种视角点，无疑是对小说版的《生活秀》最成功的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