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隅，被放逐的母亲

电影的使命之于历史，不在于还原，重现甚至怀旧，而在于召唤，显影那些被胜利者遮蔽和掩盖的历史，给现在一个质询历史真相的契机。《我们的母亲》正是这样一部承载着电影使命的电影。2019年，危地马拉导演塞萨尔·迪亚兹凭借该片一举摘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同年10月，该片在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和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两个奖项。《我们的母亲》在短短的78分钟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危地马拉内战的创伤和惨遭屠杀的玛雅民族的悲痛记忆，讲述了就职于法医学基金会的埃内斯托根据遗骸指认失踪人员，为审判发动内战军官一案提供证据。一天，他通过一位老妇的证词，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线索，展开了一场寻父之旅。电影的开场镜头非常惊艳。俯拍镜头下，埃内斯托将遗骸一块块复位，根据DNA拼凑出完整骨骼，并记录下受害人的信息。对遗骸的复位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复位，电影借由埃内斯托似乎提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关于新世纪之子如何处理20世纪遗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如何处理六十年代遗产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94）中，六十年代被称为“极端年代中最为极端的年代”。美国左翼批评家杰姆逊在《为六十年代断代》（1984）中将古巴革命的胜利视作六十年代的开端，它鼓舞了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殖运动，危地马拉内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然而危地马拉未曾如愿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而是经历了自1960年到1996年长达36年的战争，期间共有二十万人死于或“消失”于这场战争[②]，当地玛雅人遭到近似种族灭绝的屠杀。电影中埃内斯托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父亲的下落，据母亲所说，父亲是一名游击队员，80年代在战争中失踪杳无音讯，他手中只留有父亲的一张游击队合照。寻找父亲本身便是意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努力。最初支撑整个寻父的过程的动机更多的出于私人情感，但在寻父过程中埃内斯托逐渐认识到，还有更多的战争受害者经历着相同的痛苦，因而埃内斯托肩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倾听老妇人的证词，她们似乎放弃了仇恨，仅仅希望将丈夫的遗骨安葬。在这里颇为有趣的是，挖掘出遗骨的地方是一个私人庄园，埃内斯托所在的基金会无权参与挖掘工作，埃内斯托无奈之下只好用重金贿赂了守门人才得以进入。战场早已成为资本分割土地的私人财产，金钱也随之成为了穿越权力的直通车，一个资本支配权力的时代已然到来的事实昭然若揭。故事虽是寻找父亲，但如片名所言，电影更多是让观众看到“母亲”，即使她们处于一种异常默契的集体失语的状态。面对埃内斯托对于父亲身份的追问，母亲先是闪烁其词，希望儿子放弃寻找父亲，就当父亲已经死去。在儿子的一再逼迫下，母亲对儿子说：“别再问，我宁愿去死也不会说。”同时，埃内斯托收集证词时，受害母亲们的言说成为近乎静止的肖像，我们听不到她们对痛苦记忆的回顾（台词和声音空白），直视摄影机镜头在营造纪实感的同时，却使得她们眼角皱纹里镶嵌的泪水清晰可见。她们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背负着丧夫丧子之痛却甘愿选择自我吸收。这种失语一方面是创伤之深如梦魇逼迫人选择忘记这一更轻松的方式，另一方面是面对“你为什么活了下来”的残酷质问时沉默成为最高生存法则。导演选择了一种更去冲突化和情绪化的处理，极尽节制地与观众产生距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观众看见，并产生一种温柔的凝视。幸好，电影并没有止步于失语，它给了母亲一个发声的机会，一个重新审视自身，勇敢说出真相的机会。无论是在海边母亲向埃内斯托袒露心声，用爱化解伤痛，还是在庭审时母亲直言屈辱遭遇，掷地有声地作证，呈现在眼前的是那么强大，那么坚强的母亲。“二十世纪是实践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玷污了乌托邦的年代”。正如瑞士电影《乔纳2000年将25岁》（1976）片头字幕：“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梦想是革命的梦想，我们这个年代的记忆是革命失败的记忆。”她们将青春献给理想的年代，即使在遭受迫害后，仍能保持对理想的敬畏，以国际歌代替生日歌致敬理想。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情怀，多么令人崇敬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最后的庭审，加害者也没有出现在画面之中。这一处理与其说是为了最大化的去掉戏剧冲突，或者更为形而下的原因为了通过审查，不如说它表露了一种历史的无奈。在画面之外的加害者不能被清晰指认，不能被简单地被刻画为某一张面孔，甚至不能被语言所建构。或许因为战争激发了人性的罪恶，即使个人的生命遭到了多么大的摧残，他们的罪恶也会在历史中消解。当埃内斯托终于得知自己是在母亲在狱中被数名军人残暴强奸后产下的孩子，他仍愿意相信父亲是那个母亲口中所说的游击队员，他安放好父亲的遗骨，贴上了父亲的名字。被放逐的母亲，处在历史之隅，她们的命运被遗忘。好在她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予以放逐，“我们的母亲”终将返归，在电影中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