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恶与尊严的思考

我看到有人提到Michel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我想但凡看过类似题材的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我想问的一点是，无论是规训还是惩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个体显得更顺从，还是它真的出于某种良好美德的培养，正如主人公最后要离开感化院时院长对他讲得那番话，希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把在感化院里学到的东西延续下去。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目的，那么它只能是为了规训而规训，这也是我们看到类似题材的电影感到压抑的原因之一。如果是为了让规训的对象更顺从，我觉得在感化院里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足够顺从，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给这个感化院带来财富，他们这个群体之中有自己的规则和层级，这都是教官所赋予的，只要给予这之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一小部分的特权，那么其他人就会显得顺从。至于惩罚，那是一种恫吓，对可能的懈怠与可能存在的不服从的威胁，但很明显在院长和教官施加这些威胁的时候，这些理应“被感化”的人却在高呼自由。由此可见，当控制者把被控制者推到自己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们所仅能使用的手段就是惩罚，所以我在这里所定论的他们只是为了规训而规训、为了惩罚而惩罚便得到印证，这种手段转向目的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恶。另外，这里对Foucault理论的一个印证在于历时性上的一个转变：由对肉体的规训到心理的规训的转变，对高压体制的顺从意味着可以从这个体制中获取某种特权，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主人公的变化中看到，他之前是被欺负的对象，后来他却成了可以不用去劳动的“大哥”。所以，我在考虑的一点是所谓的恶，当我们面对一个恶的体制或者机构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能做什么，是适应这种体制，成为他们恶的一部分，还是以另一种恶的形式来反抗这种恶。但我们看到，不论是院长还是那两个教官，他们也有好的一面，人性的一面，院长会抱着主人公对他说“孩子，会过去的。”他也会把主人公的头摁在水里，把他从家里再带回到那个在主人公看来是地狱一般的地方。我们在此看到人性的双重性，他们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在此情况下来说有没有一种绝对的恶，是有所保留的，只是在他们表现出恶的行为时，当他们残忍的施暴是那个根本的恶被激发出来。在主人公给自己挖坑的时候，我在想，其实铲子就在他手里，如果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完全可以直接拍死教官。然而这里就有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终结他们，那他们的另一面，那个好的不是就看不到了。他这个好的一面，即使“我”没见到过，他也会存在在“我”的幻想之中，“我”会时刻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杀了一个好人呢？这样的罪恶感会愈加强烈，把我的认同往“我”是一个恶人的方向带领，这样“我”实际上就用对方的恶来惩罚“我”自己的恶。hannibal这个模型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人性极端的可能性的探讨，在他身上我们是能够看到一种绝对的恶的，包括具有真实原型的堪称英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囚犯Bronson，他们让自己的恶高于其他人或者是体制的恶，他们用自己的恶来反抗来自外界的恶，同时，这个恶毫无来由，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这种狂妄的凌驾感抵消了来自外界可能的侵犯，于此，我们就能理解曹阿瞒所言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心理依据了。当我们在说反抗恶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处境，就如同《希特勒的男孩》里的那个处境一样。当规训的机构大到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规训的场所不是像感化所那么简陋，而是一个军营，它更严格、更高压、更残暴，身处出在其中的个体根本无力反抗的时候，当个人的反抗变得不可能的时候又该如何呢？Hannah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恶”的另一层思考是，身处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人们普遍的选择，或者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选择，因为他们也没有判断，他们只是顺从了这种恶，成了它的一部分，成了恶的推力和助手。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判断力的人他们没有战友，他们被孤立了起来。电影里的主人公的反抗之所以还有一些效力，在于在某些时候他至少还是有战友的，然而在历史现实中，当某些以民族论甚至是种族论为口号的恶行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绝大部分是无力反抗的。当一个恶的势力急剧膨胀，对这个恶势力的对抗只有组织另一个反抗它的联盟，只是它仍然是另一种暴行来阻止这种恶。战争的不文明性就在这里，不论它以何种正当性的借口，都让原本处在安定社会的个体被动的卷入进这样一系列的暴行之中。这里再回到个体的恶，我们看到其实这部电影里有几种不同的恶的形式：1.养父的恶：是一种唯我的恶，他出于嫉妒把尚未成年的继子驱逐出去，而他的母亲则迫于是这个唯我的主人的附庸而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因为作为母亲和妻子她要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选择；2.院长之恶：他对自己确定的东西毫不怀疑，他知道怎么样做能让下面的这些人顺从，他也知道如何维持这个感化院，他还知道如果他稍有心软这个感化院就会像他那菜园里的小番茄被践踏；3.院长女儿之恶：它之所以值得一提在于她的背叛与引诱，她好奇却愚蠢，即像伊甸园里的蛇又像背叛耶稣的犹大，然而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之中有这样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正如她也始终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并不让人奇怪一样；4.教官之恶：受生计所迫的教官出于对丢失这份工作的恐惧，继而表现出对院长深深的认同，如果领导要用忠于自己的人，那这样的人几乎是最佳选择，他们绝不会对上层下达的命令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考量上，丢失工作比违背良心更加可怕，他们可以为现有得到之物付出任何代价；5:同伴之恶，这源于一种报复心理，只是它是相对而言的，他们欺负同伴只是为了获得极为卑微的一点优越感，以此认为自己至少比自己所欺负的对象还强上一点，这个优越感极其重要，因为那是维护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的支撑；至于主人公与其母亲的所谓乱伦关系这一点是否在恶的范畴我在这里不予置评，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家庭里原先是没有父亲的，即使有在主人公看来也是一个极其残暴和淫荡的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母亲-儿子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这一点上来看并不让人意外，这也是他之后回家看到家里有另一个男孩的时候再一次离家出走的原因，那不完全是出于嫉妒，而是他感觉到了母亲的背叛。最后我想通过Kant在《单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ReligionwithinthelimitsofReasonAlone）中所提出的“彻底的恶”来谈恶的另一种可能。它建立在对道德律令的抵抗上，他所强调的人的自我（Self）趋向于恶的先验特征被Schelling所发展：只要我是自由的存在（Being），我就无法简单地把我心中抵抗善的事物予以客体化。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恶是我们天性中的一部分，我却不能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倾向并非经验-偶然的倾向，而是一种以自我为本位的“病态”爱好，正如hannibal那样，他一定不会受制于人，我们看到他即使被关起来的时候也显得怡然自得，而且他总有办法摆脱这种限制，他向往自由，他在监狱里对claeis表达过这样的向往，他说他在监狱里所画的素描都是他脑海里的景物。我不能说他的恶是为了寻求自由，但的确，他的恶给他带来了自由，肯定有人会反驳我：如果他不杀人又怎么会被关进监狱进而不自由呢？那我就要用这部电影的处境来问了，难道不作恶人就会自由么？正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的恶所伤害，害怕被别人算计，才会有曹操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这是在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恶波及时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态度。然而，当我们确实受到伤害之后呢？很多走极端的年轻人在被逼入绝境的时候都会说：他恶，我要比他还恶！这句话背后的旨意是，不恶的确会让人避免被规训的可能性，但也同时失去了抵抗恶-规训的可能性。第三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真正践行这种彻底之恶的时候，这样的人对恶的坚持近乎到了执着与痴狂的程度。好比DonJon，哪怕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绞刑架，他的这种坚持依旧是永不妥协的，如果他稍微表现出悔罪的姿态就会让他显得畏死，不畏死被我们普遍认为是无畏的表现，这种无谓让他的恶更加彻底，这时他便是绝对自由的，他所追逐的恶与死的驱力等同了起来。即使如此，是不是就能把恶-自由等同起来呢？人又为什么渴望自由呢？如果自由近乎于一种天性，那恶也是天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当感化院的那群人在不停地唱着“自由呀、自由”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实践这种彻底的恶呢？他们的确对教官暴力相向过，那也是在教官对他们同伴的死冷漠待之之时，这是一种愤怒的抵抗，对冷漠和教官之恶的抵抗，他们对同伴的死同情而悲伤，这本身也让他们站到了那个彻底之恶的对立面。殴打教官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仪式，就像成人礼一样，在此之前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去了，因此他们只懂得顺从，这也是规训的目的所在，即你只要服从管教就不会太难过。这种服从是不需要人自己做出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规训才显示出其效力，但当他们集体惩罚这个教官时，你可以说这是种报复行为，但他们通过同伴的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在此刻分辨出了对生命的冷漠是何等的恶劣。恶虽然能带来一种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但也很难将它视为人了，因为关于人的概念是有界限的。如果不自由就没有尊严，自由就会显得更有尊严，那无限的自由与由恶产生的尊严就很难再能说它是人的尊严。本文版权归作者FLAMEL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