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妮，索妮！

影片应该改名为《Madam》电影中索妮的女上司。前3/2部分现实主义，后1/3改走文艺片路线，实际上这两者还是有差别的，没有办法拿现实的标准的去观看最后的部分：镜语的重点突出/省略、情节的心理化、语言的留白和隐喻等突然出现，这无论如何也不再是现实主义风格。影片围绕性别歧视，深入印度社会展现了女性在印度的地位如何低下，从屈从于男权的软弱法律制度到最日常生活的残酷现实，女性的需求从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到财产公正和社会地位，即使是女警，其生活的稳定性也不堪一击，似乎只有通过激进敏感的主体意识与盲目排他的仇男主义并存，才能在不可抵抗的窒息的社会现状下存有些微生命的意义。片中女权斗士呈现为三个层次：成熟的女权捍卫者女长官、遭受创伤行为偏激的索妮，以及潜在的女权主义者女长官13岁的侄女。之所以电影改名为《Madam》更好，实际上Madam作为索妮的精神导师的角色，不仅不断指引索妮认识自己、教导她的行为，而且在处理女性创伤和引发女性——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成为一个社会团体——内部分裂的泼妇一类人物时发挥了更大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索妮对待社会犯罪以暴制暴以及对待前男友绝不妥协，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直到影片最后似乎发生了动摇。索妮带着Madam赠予的答案之书在报警接听员的位置上坐下，似乎暗示着她正在接受一种间接的、温和（或者说软弱）的方式去面对印度社会的黑暗、琐碎、无聊以及另一性别言语、行为的侵犯（报案电话带着戏谑以及女尸等案件内容）。如果仍以《索妮》为片名，其中似乎有一种更加扭曲的精神内涵。那就是，作者一方面赞赏索妮拒绝妥协的行为，尽管她的行为存在很大问题，但是勇气和精神可嘉；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以索妮为代表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终将走上妥协与温和/软弱的道路，她们看起来变得更加成熟，懂得使用理性法制的武器，但正如影片中讽刺的印度低下的办案效率——在这样一种臣服于男权的绥靖体制下，寄希望于意识形态机器惩治罪犯实在毫无希望。那么，以索妮之名，似乎就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如果历史的现实不可抵抗，那么至少用电影赞美片刻的抵抗；如果个体的献祭被证明是连悲剧意义都不曾具有，那么在它沦为有所保留被称之为余地的东西之前，至少让这种英雄主义前赴后继。本文版权归作者Autodidact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