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美德

人们总是这么形容“资产阶级”，大腹便便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剥削刻薄。然而，蒋先生回忆说，当家里佣人最多的时候，那年他13岁，母亲就让他们几个孩子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房间。直到现在，蒋先生还要把用完的牙膏用一根棍子从尾部压到头，挤出最后剩下的一点点，他说：“那叫充分利用，就像老板差使员工一样也要充分利用。”一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剥削吗？充分利用到了“无产阶级”这边成了勤俭，而到了“资产阶级”这边叫做剥削。蒋先生说他独自去锦江吃一顿大餐几百元的钱不知道可以买多少牙膏了。小时候全家人去锦沧文华用餐，还要带上奶妈，一顿40元是吃不完的，总要带着锅子把吃剩的装回家。这绝不是吝啬和甩派头的问题，也许这是“无产阶级”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蒋先生用惯钢种锅子烧开水泡红茶，那杯红茶里还要放上一片柠檬；每天中午自制三明治，我看着他用菜刀切方腿肉和面包，着实觉得好笑，可那一片方腿肉还切的又薄又均匀，很好看很整洁。梁子总说蒋先生这是“资产阶级”的情调，似乎小时候过惯了的优渥而精致的生活，“资产阶”级臭毛病一直影响到现在。蒋先生有太多的生活细节了，比如他非常的认真，甚至每一次手机充电都要记录哪年哪月几时几分到几时几分总共多少小时，是第几次充电；出门锁门总要再三检查一遍钥匙；收拿东西都要写好借条有字据；出门下雨还要在雨披里带上头套以保证头发一丝都不会被打湿。这让我想起了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师傅，跟蒋先生年龄相近的徐先生，很注重自己的穿着，虽然他那件羊毛马甲已经穿了十年却丝毫看不出破旧；每天早晨在办公室泡一壶茶，他不让我泡说我还没学会怎么泡茶；习惯把文件和资料整理得很清楚，贴上标签。那种家庭环境下的人，严谨而良好的生活细节和习惯恐怕是时下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有的了。动迁组三番五次找到蒋先生，说你这个花园洋房应该作为里弄公寓，言下之意是说，偌大一栋房子，要隔开来让没有房子的人住进来，而不是为你所独有。蒋先生坚决地说不。再后来动迁组报了380万的价格，都丝毫没有动摇过蒋先生的决心。拆迁组走后，老人每每站在窗前抽着烟，遥望附近小时候经常去的锦江时，内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在上海就要马上被解放前闻得OOO就要进上海的蒋先生父亲生怕有什么不妥当而一人匆匆去了香港。1956年他们家的纸号也被公私合营了，母亲在1961年带着小妹妹也去了香港，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也各奔东西。蒋先生觉得自己是被整个家庭抛弃了，他成了老宅里唯一的守护者。1966年红卫兵闯进他的家，他立马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的18年他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哪怕是路过巨鹿路，也要绕着走，绝不看一眼。1984年他回到了老宅，他没有再让亲戚叔叔阿姨们住到这栋房子里来。他说，他不希望他们来住，不然他们生了儿子，儿子又生孙子，整栋房子就被挤满了。这也是他一直未婚的原因，不希望女方的家里人看见这里房子大宽敞，一个个地搬进来。他让老宅一直空着，就像等着什么人再回来一样。可是，他能否等到呢？幸好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里，那个把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拆散亲情家破人亡的时代。巨鹿路一带的洋房原本有好多些，都被拆的所剩无几。那些洋房里是否也一样曾经发生过蒋先生这样的人生杯具呢？房子不在了，孤独守候的灵魂也无立锥之地，不知道该飘向哪里。有人欢喜有人愁，破亡的是所谓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欣喜的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家庭。这就是所谓的新中国的崛起。